虽然不会调遣本国军队赶赴汉志支援谢里夫侯赛因，但英国人很乐意为阿拉伯盟友提供物质援助。到1916年底，英国政府已向谢里夫侯赛因提供将近100万磅的黄金。与此同时，他们还提供一批飞机，由英国飞行员驾驶，负责监视敌军。同时也保证德军提供给奥斯曼军的飞机远离贝都因人，以防畏惧空袭的贝都因人受到惊吓。此外，英国与法国还共同派出所能齐集的全部穆斯林正规部队，另辅以一小批欧洲军官，为炸毁铁路等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笼罩在哈希姆家族上方的阴霾一经驱散，英法两国的战争策划者便开始把阿拉伯起义视作一战中一桩有利可图之事。早在1916年7月，英国战争委员会就已根据哈希姆家族成员在汉志的早期战绩，为其驻埃及的部队制定新的战略目标。委员会指示驻埃及的英军总指挥，穆雷将军，在跨西奈半岛北部的一片地区建立英军的控制区，范围从地中海的阿里什直至红海东部的小港亚喀巴。英国战争策划者声称，这些举措将“对叙利亚与汉志之间的通讯构成威胁，从而鼓励叙利亚阿拉伯人起事”，以支持阿拉伯起义。由此，哈希姆家族在阿拉伯半岛的起义与英军在巴勒斯坦发动的战役连接在了一起，这种致命关联，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的覆灭。[48]
* * *
[1] amirate这个词指麦加埃米尔的办公室。“埃米尔”（amir） 是国王或指挥官。麦加掌权的君主可被称作埃米尔或麦加大谢里夫。
[2] 阿卜杜拉的叙述记录在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112–113.另见Ronald Storrs， Orientations （London： Readers Union， 1939）， 129–130；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38）， 126–128. Antonius本人是一位热忱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对于阿拉伯起义的大部分叙述，基于哈希姆家族领导成员的访谈和他们私人文件的原件。
[3] Storrs， Orientations， 155–156.
[4] 译自贝鲁特报纸al-Ittihad al-｀Uthmani [奥斯曼联盟]，1914年12月29日，引自 Antonius， Arab Awakening，145页。
[5] 引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George Antonius， Arab Awakening，140页。Antonius 在The Arab Awakening 中的叙述，基于与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子阿卜杜拉和费塞尔的详细访谈 。 C. Ernest dawn， 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 26.
[6] “法塔特”（Al-Fatat）及其在第一届阿拉伯代表大会上的作用，见第一章。
[7] 费塞尔前往伊斯坦布尔和大马士革之使命，内容来自Dawn， 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27–30；Antonius， Arab Awakening，150–159；Ali A. Allawi， Faisal I of Iraq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8] Antonius， Arab Awakening，157–158.
[9] “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的译文，reproduced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Record，ed. J. C. Hurewi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46–56.
[10] 麦克马洪寄往伦敦的信，引自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 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59.
[11] 关于法鲁奇的揭露，参见 Scott Anderson， 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3）， 139–143；Antonius， Arab Awakening， 169；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London： Andre deutsch， 1989）， 176–178；Schneer， Balfour Declaration， 60–63. 在1916年1月1日写给麦克马洪的信中，谢里夫侯赛因提到穆罕默德·谢里夫·法鲁奇的名字，很明显他已知晓这位阿拉伯民族主义人士的变节，最有可能是麦克马洪的信使揭发的。
[12] 法国对大叙利亚地区的这些领土主张，载于法国驻俄国彼得格勒大使寄给俄国外交大臣的信中，时间为1915年3月1日/14日，reproduced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9.
[13] Fromkin， Peace to End All Peace， 188–193.
[14]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248.
[15] 《赛克斯—皮克特协定》文本，见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60–64.
[16]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and Co.， n.d.）， 197–199.
[17] 图尔吉曼的朋友是耶稣撒冷的统治阶层出身： Hasan Khalidi和Omar Salih Barghouti，这两位都是奥斯曼军官，还有教师兼日记作者Khalil Sakakini. Salim Tamari， Year of the Locust： A Soldier’s Diary and the Erasure of Palestine’s Ottoman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91.
[18] Falih Rıfkı Atay， Le mont des Oliviers [橄榄山] （Paris： Turquoise， 2009）， 29–30.该书于1932年首次以土耳其语出版，当时的书名是Zeytindağı。
[19] Eliezer Tauber， The Arab Movements in World War I （London： Frank Cass， 1993）， 38.
[20] George Antonius在 Arab Awakening， 241页中称，30万人死于饥荒的这个数字“不容置疑” ，并提出实际数字可能高达35万。Linda Schatkowski Schilcher，“The Famine of 1915–1918 in Greater Syria，” in Problems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 John Spagnolo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1992）， 229–258页，其中作者根据德国领事馆的记录，提出死于饥荒及饥荒有关疾病的人数“截至1918年底，可能已高达50万人”。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对Seferberlik的公共记忆，参见Najwa al-Qattan，“Safarbarlik： Ottoman Syria and the Great War，” in From the Syrian Land to the States of Syria and Lebanon，ed. Thomas Philipp and Christoph Schumann （Beirut： Orient-Institut， 2004）， 16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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