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在诸多因战后分治而遗留下来的问题之中，阿以冲突才是将中东变成战区的根本原因。以色列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分别在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打了四场大型战役。虽然在那之后，以色列和埃及在1979年，和约旦在1994年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但给中东留下许多至今仍未解决的疑难问题：巴勒斯坦难民分散在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境内；以色列继续占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黎巴嫩南部的舍巴农场；以色列尚未放弃巴勒斯坦境内的加沙和西岸地区。虽然以色列和其阿拉伯邻国对冲突负主要责任，但他们冲突的根源还是要追溯到《贝尔福宣言》埋下的根本矛盾。
中东边境的合法性自边界初次划定以来就备受争议。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时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公开呼吁阿拉伯国家统一，舍弃现存的这些被视为是帝国主义遗产的边界。出于相同的目标，泛伊斯兰主义者也曾倡导建立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国。2014年，一支自称为“伊斯兰国”的民兵组织用推特向其支持者宣布，他们在叙利亚北部至伊拉克之间建立哈里发国，旨在“撕毁《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中东边界在饱受争议的同时，也同样动荡不安。[27]
一战爆发已有百年，但中东并未举行什么纪念仪式。除了土耳其和澳新老兵协会成员聚集在加里波利，共同纪念战争死难者之外，人们都在这百年纪念之际关注着当代更为迫切的问题—比如埃及的革命动乱、叙利亚和伊拉克内战，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持续的暴力事件，等等。曾在奥斯曼帝国战线上挣扎、牺牲的各国军队已渐渐淡出世人的记忆。尽管如此，只要一战仍被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所铭记，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就不应被人遗忘。因为正是奥斯曼帝国战线将原本的欧洲大战扩散至亚洲，世界各地的士兵随之加入战斗，才最终使这场战争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至今日，一战的遗留问题对中东的影响，比对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得多。
* * *
[1] Grigoris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New York： Vintage， 2010）， 414.
[2] 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321–325；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414–416.
[3] Vahakn N. Dadrian and Taner Akçam， Judgment at Istanbul： The Armenian Genocide Trials（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1）， 25–26.
[4] Dadrian and Akçam， Judgment at Istanbul， 250–280.
[5] 1919年4月12日主要起诉书的文稿，发表在Takvîm-i Vekâyi 3540 （27 Nisan 1335/27 April 1919），全文译文见Dadrian and Akçam， Judgment at Istanbul， 271–282.
[6] Dadrian and Akçam， Judgment at Istanbul， 195–197；关于巴拉基昂对审判的反映，可对比Armenian Golgotha， 426–427.
[7] Jacques Derogy， Opération némésis： Les vengeurs ar门iens [复仇行动： 亚美尼亚复仇者]（Paris： Fayard， 1986）。
[8] 近期基于奥斯曼档案资料有关杰马勒帕夏针对亚美尼亚人政策的研究，可比对 M. TalhaÇiçek，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yria： Cemal Pasha’s Governorate During World War I， 1914–17 （London： Routledge， 2014）， 106–141. 关于恩维尔的死，参见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Creating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14–1922 （London： AndréDeutsch， 1989）， 487–488.
[9] “Ottoman Memorandum to 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23 June 1919，” in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74–176.
[10] 对战后和平条约条款的分析，可参见 Margaret MacMillan， Peacemakers： The Paris Conference of 1919 and Its Attempt to End War （London： John Murray， 2001）。
[11] “Article 22 of 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28 June 1919，”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79–180.
[12] “Political Clauses of the Treaty of Sèvres， 10 August 1920，”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219–225.
[13] “Tripartite （Sèvres） Agreement on Anatolia： The British Empire， France and Italy， 10 August 1920，”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225–228.
[14] “The Turkish National Pact， 28 January 1920，”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209–211.
[15]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321–325.
[16] 引自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174. 关于法赫利帕夏的投降，参见King Abdullah’s memoirs，174–180；James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308–309.
[17] 关于关押变节北非士兵的营地，或Centres de regroupement de repatriés indigènes，参见Thomas DeGeorges，“A Bitter Homecoming： Tunisian Veteran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6）， 45.
[18] A. H. Wilkie， Official War History of the Wellington Mounted Rifles Regiment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24）， 235–236；C. Guy Powles， The New Zealanders in Sinai and Palestine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22）， 266–267；Roland Perry， The Australian Light Horse （Sydney： Hachette Australia， 2010）， 49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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