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恩维尔在1913年1月23日至28日的多封信件中提及此次事件。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224–231.另见 Ahmad， The Young Turks， 117–123.
[26] Niyazi Berkes，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358.
[27]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247–248.
[28]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letter of 2 August 1913，249–250.
[29]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letter of 2 August 1913， 249–250.
[30] 关于战前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的起源、目标和成员情况，见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38）， 101–125；Eliezer Tauber， The Emergence of the Arab Movements （London： Frank Cass， 1993）。
[31] 摘自Zeine N. Zeine， The Emergence of Arab Nationalism， 3rd ed. （New York： Caravan Books， 1973）， 84.
[32] Tawfiq al-Suwaydi， My Memoirs： Half a Century of the History of Iraq and the Arab Cause（Boulder， CO： Lynne Reiner， 2013）， 60.苏瓦伊迪对阿拉伯代表大会的叙述，见 62–68.
[33] 关于《巴黎协定》，见Tauber， Emergence of the Arab Movements， 198–212.
[34] Suwaydi， My Memoirs， 68.反中央集权党的Abd al-Hamid al-Zahrawi，以及Muhammad al-Mihmisani和Abd al-Ghani al-Uraysi两位“法塔特”成员，被奥斯曼当局于 1916年5月处决。
[35]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letter of 2 August 1913，249–250.
第二章
一战前的和平
1914年的春天给奥斯曼帝国送去了乐观的新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胜利，收复埃迪尔内以及色雷斯东部区域，都令帝国上下重拾不少信心。在经历了多年的战争缩支后，最先受益于和平局势的是奥斯曼经济。复员士兵重返民间工作岗位，农民预测收成会创新高，土耳其与阿拉伯的各个行省也都在大兴土木。不再有战舰与雷区的海上通道使贸易往来迸发出新的活力。随着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现代创新发明也逐步涌进，当年便实现了民用向军用的转变。[书籍免费分享微信jnztxy]
汽车的出现打破了伊斯坦布尔街道的宁静。1908年以前，汽车在奥斯曼帝国是违禁品，直到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政府才对汽车解禁。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批司机遇到了许多困难：帝国的路况总体来说并不好，能为汽车服务加油的地方更是少之又少；没有通行全国的公路法规，司机为到底应该沿道路的哪边行驶这种最基本的问题而争得面红耳赤。不出所料，汽车在奥斯曼帝国的销量自1908年以来就少得可怜。到1913年底，当美国已坐拥100万辆汽车时，美国领事馆官员估计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汽车总数才不过500辆—其中250辆在伊斯坦布尔。在巴格达那样的偏远行省，汽车的数目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到1914年年中，帝国的首都就经历了第一次交通堵塞。“豪华轿车、观光车、大卡车、汽油驱动的运货篷车，以及医院的救护车”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1]
飞机也在青年土耳其党执政的奥斯曼帝国首次亮相。航空事业仍处在最初的阶段：莱特兄弟刚于1903年12月首次试飞重型机械飞行器取得成功。6年后，航空先驱路易斯·布莱里奥来到伊斯坦布尔展示飞翔的奇妙。此前在1909年7月，布莱里奥已因驾驶单翼机成功飞渡英吉利海峡而声名远扬，人们都在翘首期盼他此次造访伊斯坦布尔。然而在飞行的过程中，大风使布莱里奥的飞行器与伊斯坦布尔一所房屋的屋顶相撞，这位飞行员也因伤在当地医院躺了3周。[2]
1911年，土耳其首批飞行员被送往欧洲接受训练。到1914年，他们已能够在奥斯曼帝国上空翱翔了。2月，费希贝伊中尉与恩维尔帕夏的助手之一—萨迪克贝伊一同，试图从伊斯坦布尔飞越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到达埃及。他们驾驶的是一架由布莱里奥设计，名为“国家支持”（Muavenet-i Milliye）的飞行器，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飞行25英里，从塔尔索到阿达纳仅花了20分钟。地面上的群众在飞机飞过头顶时不由得拍手叫好。二人安全抵达大马士革。但在飞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他们的飞行器遭遇引擎故障，坠毁于加利利海东部水域，二人不幸遇难。作为土耳其首批在服役期间牺牲的空军人员，费希贝伊和萨迪克贝伊被葬于大马士革倭马亚大清真寺，紧挨萨拉丁（埃及民族英雄，阿尤布王朝的第一位苏丹）的坟墓。之后的第二次飞行任务也以相似的结果告终，直至1914年5月，萨利姆贝伊与凯末尔贝伊从伊斯坦布尔才成功飞抵埃及。[3]
1914年6月，美国飞行家约翰·库珀向数以万计的伊斯坦布尔观众展示了寇蒂斯水上飞船。他从马尔马拉海出发，以平均1000英尺的高度飞行了15英里，最后降落在伊斯坦布尔分隔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奥斯曼帝国的政府议会与皇室成员都目睹了这次飞行。随后，库珀载着政要先后完成了7次飞行。据一位目击者说，他们在观众的“一片欢呼和赞叹声中起飞，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飞行实在是太新鲜了”。第二天，伊斯坦布尔所有的重要报纸都配图报道了此次飞行。[4]
1914年春，机械化运输的日益发展使奥斯曼帝国对未来充满信心。5月，政府与法国完成了金额达1亿美元的贷款谈判，确保了对主要公共项目的投资，旨在向帝国所有行省输送电力，完成公共照明，兴建电车轨道和市际铁路，以及完善现代港口设施。法国的这笔贷款一经宣布，人们对工商业未来的蓬勃发展满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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