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Douin， L’attaque， 79–80; George McMunn and Cyril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28）， 29.
[40]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25.
[41] IWM， P 158，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Colonel H. V. Gell， Documents 10048， diary entries of 24 to 28 January 1915.
[42] NARA， Istanbul vol. 293，“The Egyptian Campaign of the Turkish Army，” 美国驻耶路撒冷副领事S. Edelman的报告，1915年3月20日。
[43] IWM， RN， P 389， papers of commander H. V. Coates， Documents 10871， translations of Ottoman army orders for the attack on the Suez Canal， 1 February 1915.
[44] Douin， L’attaque， 92.
[45] 塔尔加曼将自己的战争经历与女儿西哈姆联系在一起，写在Daughter of Damascus（Austin：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94）， 166–199页。本次引用于180页。
[46] Douin， L’attaque， 96，以及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39，讲述了“圣战志愿者”如何打破寂静，让狗吠叫起来；根据奥斯曼军战斗指令的译文副本，来自非洲的黎波里的圣战士（Mujahid）被派往 Serapeum附近，即冲突发生的所在；IWM， RN P 389， papers of commander H. V. Coates.
[47] Tergeman， Daughter of Damascus， 181.
[48] Ahmad Shafiq， Hawliyat Masr al-siyasiyya [埃及政治年鉴] （Cairo： Shafiq Pasha Press， 1926）， 1：81.
[49] Douin， L’attaque， 100–102；McMunn and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43–45.
[50] Ali Ihsan Sâbis， Birinci Dünya Harbi， 346–347；Djemal Pasha， Memories， 157.
[51] McMu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50；Djemal Pasha， Memories， 159.
[52] 关于Suleyman Askeri，参见Philip H. Stoddard，“The Ottoman Government and the Arabs， 1911 to 1918：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Teşkilât-i Mahsusa”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 119–130，以及由 Muhammad Amin总结翻译的土耳其军队手册，题为“The Turco-British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and Our Mistakes，” in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comp. F. J. Moberly （London： HMSO， 1923）， 1：352–355.
[53] 对谢巴战争中阿拉伯参与者的描述，证实了士气的低落和高逃亡率；参见Jamil Abu Tubaykhed.， Mudhakkirat al-Sayyid Muhsin Abu Tubaykh （1910–1960） [al-Sayyid Muhsin Abu Tubaykh回忆录] （Amman： al-Mu’assisa al-｀Arabiyya li’l-dirasat wa’l-nashr， 2001）， 40–45.
[54] Arnold T.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914–191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34；Charles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88.
[55] Edward J. Erickson引用了奥斯曼帝国官方数据，Ordered to Die，110–111. F. J. Moberly在英国官方历史中，声称英军死亡 161人，受伤 901 人，而奥斯曼军死伤达6000人，包括 2000名阿拉伯非正规士兵—这意味着在这场战斗中，阿拉伯人比英军或土耳其人承认的都要更加积极。F. J. Moberly， comp.，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London： HMSO， 1923）， 1：217.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34， 其中称英军死伤人数为1257 人，土耳其人的损失“约为该数字的两倍”。The quote is from the diary of W. C. Spackman， quoted in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89.
[56] Sir George McMunn， quoted in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80;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34， 其中宣称谢巴是“该战线首次也是最具决定性的战争”。
第六章
突袭达达尼尔海峡
1915年1月2日，英国战争委员会成员聚首伦敦，就俄军总司令向其发出紧急请求一事展开商讨。会议由时任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主持，会上主要人士对如何推进英军战事各抒己见。战争委员会虽然理论上只是英国内阁下属的众多委员会之一，但它已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独立决策权的机构，只需向内阁报告已做出的政治决策。委员会中的非军方人士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譬如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等等。但对委员会审议进行最终定夺的是陆军大臣—陆军元帅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
基奇纳勋爵是英国最著名的军人，他那出了名的八字胡与手指前方的动作成了英国1914年征兵海报上的标志。1898年，他率领英军在恩图曼战役中大获全胜，并重新占领苏丹；曾指挥英军参加1899年至1902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还出任印度军总司令直至1909年。与战争委员会中的非军方人士相比，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战士。
1月2日的会议中，与会成员着重讨论了俄高加索地区的动荡局势。俄军最高指挥官尼古拉大公在圣彼得堡召见了英国军事专员，称俄军当下岌岌可危。萨勒卡默什的消息刚刚传至俄国，且12月27日的情报显示，土耳其人正在包围俄驻高加索部队。于是，尼古拉向英国寻求帮助，期望英军向奥斯曼军发动进攻，以缓解俄军压力。
当时，英国政府无从知晓，就在他们商讨土耳其军对高加索地区所造成的威胁时，俄军即将打败恩维尔的部队。战争委员会不愿拒绝协约国盟友的要求，于是同意由英军对奥斯曼军发动进攻。会议一结束，基奇纳便给圣彼得堡拍电，向大公保证英军会“对土耳其军采取行动”。做出这个重大决定后，英国开始策划袭击达达尼尔海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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