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与澳新军团还非常诧异地发现，敌方狙击手中居然还有女兵。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女兵参加奥斯曼军一事并无任何记载。鉴于奥斯曼社会的性别隔离，女性参军至少是失当的。然而，不少英军与澳新士兵都声称有女性狙击手被击毙、打伤或被捕，所以此事不能仅仅当作是一个奇谈。一位英国医务员在日记中提到，有一位受伤的土耳其女狙击手被送进赫勒思角医院，“她手部中枪”—虽然他声称自己未亲眼见过她。一位新西兰二等兵目睹了这一切：“来了一位女狙击手，但起先我们只注意到她受伤了，并没发现她是个女的。附近有许多女狙击手，她们枪法都很准。”威尔特郡团二等兵约翰·弗兰克·格雷在澳新湾附近的巧克力山周围与狙击手交过火，称敌军中有女狙击手是他们部队“最神奇的发现”。他记载，这些女性持有武器，与男同事一起躲在树丛里。“其中一些女的像男人那样穿着裤子，有的则穿着长及脚背的灰色半裙。她们都瘦骨嶙峋，看上去像是几个月没吃过东西。”不过，仅凭上述描述，我们无法断定协约国士兵宣称敌军中有女性，是因为土耳其女人确实加入战斗，还是想把她们描述成战斗人员，来为自己对土耳其女人的暴力行为开脱。[11]
除了明处的炮火与暗处的狙击之外，协约国部队与土耳其人还时常在对方战壕下方挖通道埋地雷，把敌军送上天。雷蒙尼西下士睡觉时耳朵紧贴着掩体的硬地面。有一天，他半夜惊醒，听到他的下面有人在挖坑。他侧耳倾听，听到有尖头挖掘工具不时敲击泥土的声音。“肯定是土耳其人，”他断定称，“挖个坑想把我们炸飞。”他迅速找了一处安全些的地方睡觉。“我怕的就是从战壕里被炸。”他从未在那片战壕得到过片刻安宁，总是担心土耳其人有一天会在他下方引爆炸药。[12]
相比被炸上天，穆罕默德·法西赫中尉更怕被活埋。这位小心谨慎的青年军官在日记中述称，敌军引爆了一颗威力强劲的地雷，他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震颤。他记载道：“爆炸地点就在我几天前听到有人挖坑的地方，最终7人失踪。”下午晚些时候，一名失踪人员成功地把自己挖出废墟，令这位奥斯曼中尉深感欣慰。“没有什么比这种死法更可怕的了，”穆罕默德·法西赫回忆道，“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慢慢等死！……上帝啊，请让所有人都远离这悲惨的命运吧。”[13]
战壕里的日子就是漫长的等待，中间不时穿插着多次袭击。奥斯曼军与协约国部队交替向对方发动进攻，致使双方士兵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我们害怕遭到攻击，”让·雷蒙尼西在法军前线待了一段日子后写道，“但我承认，我们更害怕的是自己不得不主动进攻。”虽然看到敌军向这边蜂拥而来确实令人胆战心惊，但堑壕战中最危险的，还是死命跑过无人区。[14]
皇家马丝特尔燧发枪团的莫里亚蒂上士侥幸挺过土耳其人于5月1日晚发起的攻击。“他们几千人爬到我军战壕处，战壕整晚都充斥着‘阿拉，阿拉’的叫喊声。”奥斯曼士兵一批批袭来，为了活命马丝特尔燧发枪团奋力抵抗。“当土耳其人到达近处，这帮恶魔便向我们扔手榴弹，最后我们只能凭兵籍牌（英国士兵挂在脖子上的圆形狗牌）确认死者的身份。”一整晚，莫里亚蒂都在战斗，待到黎明时分，他发现数百名土耳其人死在英军战壕上，场景令人毛骨悚然。“我相信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夜。”他回忆道。[15]
奥斯曼士兵那声“阿拉”的呼喊一直萦绕在澳大利亚战争诗人哈雷·马修斯（Harley Matthews）的脑海里。对协约国士兵来说，这种异国的呐喊刺痛着他们的神经：我们又听到他们在山上集结，
他们大喊大叫，吹着号子。
“阿拉！”他们喊着。接着踩起重重的步子。
“阿拉！”左边枪炮声渐起，
一阵风似的，子弹便射向我们。“预备！
他们来了。开火！”再一次，
我们朝呐喊声与阴影开枪—接着……没了，
他们消失了，和以前一样消散不见。[16]
对所有士兵而言，“冲锋”才是真正接受枪炮的洗礼，也是幸存者永生难忘的创痛。“待在战壕里也挺不错，”法国雷蒙尼西下士略带揶揄地回忆，“就是会有可怕的白刃战。可冲锋时，士兵们还没来得及翻过胸墙，就被敌军的机关枪和神枪手像割草一样成片击倒。”[17]
曼彻斯特本土守备团士兵罗伯特·厄德利于6月抵达加里波利。7月12日，他首次对土耳其阵线发动进攻。他清楚地记得收到致命的冲锋命令前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真是度日如年，整颗心悬在半空。接着那位军官紧盯着手表，盯着那根（死亡）时针缓慢地，非常缓慢地，但毫无悬念地移向毁灭—也许只剩一秒的生命了—因为这就是去送死—这一秒我们都满心哀伤，心情沉重。这时你能听见周围有可怜的伙伴呢喃着祈祷，害怕下一秒的到来，因为虽然‘死亡’姗姗来迟，但定会‘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到来。”惶恐不安的士兵试图给伙伴打气，但他们的话语苍白无力，完全无法减轻那一刻的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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