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者明白，人心是不能用暴力征服的，可是还要“精神一体”，怎么办？就把末代皇帝弄成了“康德皇帝”，因为它知道中国人是认“万岁”的。而溥仪“执政”伊始，即“通令”全“国”，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国教科书，不得出现“中华”字样。一句话，要把“中国”、“中华”、“华夏”及其文化，都从黑土地和黑土地人的心中抹去抠掉。“登基”后则“诏书”连连，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诏书’，不但是进行奴化思想宣传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来镇压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据。”
中国人结婚从来都拜天地，溥仪第二次访日请回个新祖宗，就得向“新京”“建国神庙”中的天照大神遥拜了。你们的皇帝都“认亲”了，天照大神的神光就不光照耀日本，也同样庇佑满洲了，日满就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同文同种，而是同根同宗，日本人到满洲自然就跟到自己家一样了。
“新京”陆军军官学校饭堂，日本学生餐桌上雪白的大米饭，另一边“满洲国”学生的都是通红的高粱米饭。学生列队进入就位，值星官一声“举箸”，大家即呜哩哇啦地念念有词，意思是饭是天照大神给的，感谢天照大神。吃高粱米饭的，背地里都称之为“馕食咒”。
北票煤矿劳工，每天早晨要向东遥拜，因为那“满洲馒头”什么的，都是天照大神恩赐的。
铁岭市长徐渐九，曾留学日本，“日本话讲得呱呱的”。日本人对这样的人，总是倍感亲近，不然也当不上这个伪市长，只是“伪”字包裹不住真心。
1942年8月，铁岭市召开暑期教员讲习会，议程中有市长训话。徐渐九仔细打量会场，还有点儿不放心，又问有没有日本人，老师们说没有，他就放胆了：日本人口口声声“日满一德一心”，实际是叫咱们跟他们一德一心，他却不跟咱们一德一心。如果真是一德一心，为什么日本人吃大米是生活必需，咱们吃大米就是“国事犯”呢？
接着，话锋一转，直指《国本奠定诏书》：叫咱们供天照大神，老张家的祖宗，拿来硬叫老李家供奉，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会议室里没有日本人，可是有汉奸呀。徐渐九第二天就被抓走了。
伪《治安法》规定：“如对建国神社有不敬者，判处一至七年徒刑。”
1929年，东北有小学校1300余所，学生74万余人，中学173所，学生3万余人。“九一八”事变后，中小学校和学生的数字，连续5年低于事变前。“治安第一主义”，这时则是第一中的第一。之后逐渐增加，最高时小学达2000所左右，有学生200多万人。
“开啦，开啦，樱花开啦。”如果告知这是小学一年级的一篇课文，让不同肤色的人回答是哪国的，很多人会脱口而出“日本”。没错，是日本的，不过也是“满洲国”的。
比之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是公然伪造、篡改历史。
由伪文教部教育司编审部编纂的中小学教科书，说甲午战争是由于中国人不守信义，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膺惩，日俄战争是日本人为了挽救“满洲人”才打仗的。“九一八”事变，是“满洲人”痛恨张氏父子的残暴，群起反抗，恳请日本帝国皇军帮助驱逐张氏军队，皇军才仗义兴师。“由地理形势来看，长城是一道横线，内外分开，自古以来，即各有天地。”“从古至今，关内关外均各自为国。”“长白山是我国第一高山。”
就不能不想到今天日本的一些教科书，原是有源的。
笔者的爷爷和太爷爷，那《满语》（《语文》）课本中的字一个不识，也就无所谓什么《满洲历史》、《满洲地理》等等了。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证明，更不用说世代居住在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了。他们知道侵略者为什么要这样胡诌八扯，想让他们忘掉自己是中国人是不可能的——可那些“九一八”事变前后出生的他们的孩子呢？
天照大神成了“满洲人”的老祖宗，日本历代天皇、将相武士和宗教神话故事，就登堂入室成了主角，而把原来课本中的孝悌忠信保留下来。忠于谁呀？当然是“满洲国”和“亲邦”日本了。
起初日语约占语文课时的一半左右，后来不断增加，一些学校竟达全部课时的1/3。因为“满语”（汉语）、日语是“国语”呀，谁个更重要、是重点，那还用说吗？“本店懂日语，会做日本菜”的招牌，既是一种“档次”，也是一种保护色。大人日语好，吃香，升职快，这“国语”自然就从孩子抓起了。有些“国高”（中学，全称“国民高等学校”），日语不及格不录取，自然也不能升级。除日语课外，其他学科有的也用日语授课，使学生非得努力学好日语不可。平时鼓励同学间用日语对话，还定期举办日语比赛会，成绩好的绝对受到青睐，也决不吝啬物质奖励。
国高毕业，成绩优异者可免费到日本旅游，这样的学生被视为前途无量。而到日本转上一圈，看到日本的富强，再灌些“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的迷魂汤，就觉得有这样的“亲邦”，“满洲国”就是“铁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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