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随军宣抚班，日伪军“讨伐”，占领游击区、根据地，即进去宣抚。房倒屋塌，百姓在废墟上啼号，就宣传这都是胡匪的罪孽，皇军把他们打垮了，大家伙儿就能过上安生日子，建设“王道乐土”了。归屯“洗大沟”，家园在烈火中化作焦土，也说要把账记到胡匪头上，搬去“集团部落”就好了。
宣抚班也不光耍嘴皮子，因为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说过：“不与物资工作配合的宣抚工作，是不能收到太大效果的。”谁家揭不开锅了，给点儿高粱米。大冬天，一家人只有一套出门的棉衣，就给套棉衣。睡在潮气腾腾的光板炕上的，给领炕席。病得起不来炕的，给几片药。那嘴皮子当然是不会闲着的，先问你“满洲国”好不好哇，然后大讲一番“王道乐土”，说大家伙儿可不能忘了“康德皇帝”的恩德啊。
大体从1937年开始，宣抚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极力鼓吹“王道政治”，对抗日武装进行策反劝降。
除了宣抚班及一些类似的敌伪组织外，枪炮声中，日伪军也在进行着这种“谋略讨伐”。以往那些世世代代靠山吃山，在山林里讨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如今许多都是揣着进山许可证的心怀叵测的角色。飞机掠过，树上积雪纷纷撒落，有时花花绿绿的传单也飘然而下。
在前面引用的魏拯民写给中央代表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
现在敌人所使用的思想战，宣传战的方法及其内容是：“在目前国际形势起了很大变化，苏联内部紊乱，中国已成立新政府，国共已分裂，东北抗日联军已瓦解……”等等谎话。企图在我军队员与干部思想上引起悲观失望，用来以瓦解我军，并宣传日军强大无比，有掌握全世界的实力，现号召归顺，更利用少数投降的叛徒来紊乱我军干部及队员家属亲朋等进行引诱劝说投降工作，或用很少经费大大地动员无知的群众，在各处进行劝降活动。甚至用物资女人来引诱我们队内落后分子脱离革命，他们抓住队内生活的困难与性的问题，为企图收买我们派遣到各地去工作的小部队同志，如敌曾指派漂亮的妓女（十八九岁）以性交作引诱，或把男女性交的相片散布到我们活动的区域内，诱惑我军的青年战士投降；或经常向我队内寄送已投降者单身相片，用做劝诱队内同志投降的材料。更利用我们交通网断绝而不能进行联络的弱点，派工作员到我们各个部队中，制造：“某某部队已投降”等谣言，动摇军心。
长岛玉次郎，不晓得这小子多大年纪、什么模样，只知道他1936年4月“进入”中国，先后任本溪湖宪兵分遣队军曹，山城镇、通化宪兵分队工作班长、曹长。别看只是个小小的宪兵曹长，论对1军、1路军的杀伤力，却堪称重量级人物。不然，野副“大讨伐”期间，小小的长岛工作班，就不会隶属野副“讨伐”司令部，并为关东军司令部直辖了。自然，这小子也不会关里关外地跑去北平、石家庄、济南等地，介绍长岛工作班“谋略讨伐”的经验，并作具体指导了。
“满洲国”的许多组织、团体叫“班”，像指纹班、宣抚班，宣抚班还有电影班、施医班，班中有班。宣抚班为地方人员，一般没有武装，这长岛工作班和后面章节中将要写到的特别搜查班（简称“特搜班”）就不同了。比如长岛工作班，通常有十几个日伪宪兵和伪警察，另有因时因地数量不等的变节分子，其工作就是搜集情报，招降纳叛，向抗日武装派遣奸细，搞暗杀，在抗联与其他抗日武装间制造矛盾冲突，千方百计地从抗日队伍内部寻求缝隙，进行打击。人员不足，就强迫老百姓出探。为防止受骗，让出探的人在山里什么地方扒块树皮带回去，第二天再派人去核对，对不上即遭毒打、关押。
长岛工作班成立不久，即诱捕了“老长青”、“四海山”等抗日军90余人。
前面写过，杨靖宇率1军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后，联合一些山林队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老长青”隋长青为副总指挥。两年多来，日伪不断“讨伐”，这些队伍损失很大，归屯后处境越发艰难。长岛派人劝降，隋长青没理睬，“赵参谋长”赵明思骨头软了。赵明思曾在联合军总指挥部任外交委员，与隋长青私交很好。长岛设计，让赵明思派人请隋长青到他的驻地，有要事相商。接着，又以同样手段，不费一枪一弹，将“四海山”抓获。
与此同时，长岛工作班还盯住了柳河中心县委。长岛化装成苦力，到县委驻地吴家沟的铁路工地，探寻县委活动的蛛丝马迹，并于1937年2月将县委书记冯剑英等人抓获。
需要交代一笔的是，同年春天，由伪山城镇警务统治委员会决议，报经伪奉天警务统治委员会批准，将隋长青、“四海山”和柳河县委组织部长郭喜明等共112人，分两批全部杀害，连为招降立下大功的赵明思也未放过。
长岛劝降时，许诺保障生命安全。他认为这样杀人，对今后的诱降不利。只是一个曹长，人微言轻，更何况这是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但他还是向奉天宪兵队长和关东军参谋长交涉，说明利害，并使他们认识到不能再这样杀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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