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16日，在延安出版的第263期《红色中华》，在一篇介绍东北抗联的文章中，竟将赫赫有名的赵尚志，写成“郑尚志”。同年5月12日的《下江抗日救国青年团的新任务》中，则说“满洲游击队中有名的女将李红光（现在十八岁）”。不排除抗联和早期游击队中，有叫李红光的女性，可这“有名的女将李红光”却是谁呀？有名的、连在延安的毛泽东都知道的李红光，只有前面已经写过的、一年前牺牲的1军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
把“赵尚志”写成“郑尚志”，问题不大。东北四大游击区难以通联，信息隔绝，可以自己想办法。可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于这支原本就难以支撑、一直在奋力支撑着的队伍，意味着的却是什么？
周保中屡次派人进关找党中央，连人也没了踪影。派人去苏联，欲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央联系，也是一样。1938年1月16日，周保中从7军饶河驻地出发，越过乌苏里江，在苏联比肯滞留一个多月，除了得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已经回国外，仍是一无所获。
1月31日，周保中在给海参崴“丁山”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信中说：
代表团负责同志们！东北斗争环境是异常严重，党组织内有极大危机，我此来是非常不容易，并且绝无可能久于滞留。在你们重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重视东北党七年来血的斗争和今后的前途，你们负有领导重责。过去一年以至二年，你们对东北实际上是放弃了领导，造成今日许多严重危机，那么，现在是再不能“漠视无睹”，贻误革命发展的前途。
2月20日，《周保中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措辞严厉地写道：
最后坚决的向你们坚决提出严重抗议的意见，你们若再放弃对东北党严重时期的领导，而不迅速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吉东党首先将要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控告主席团和中代，我们将要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控告中共代表团。
而早在一年前的3月31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已明确批评指出：
中央代表团同志若再“放任”，实际上就是弃置。
控告王明、康生渎职、不作为，将抗联“弃置”！
撤销满洲省委，致使群龙无首，内部纷争。更加恶劣、不可思议的，回国前竟然未置一辞，对浴血奋战的东北抗联漠视无睹，弃之冰天雪地。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我们站在布尔希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向中央提出批评。中央三四年来与东北党，尤其是北满党没有联系，使党内各种问题不能及时的在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使工作受到无限损失，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中央某些同志应该负着错误责任。
关于东北党和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当年和今天都能共识的原因之一，就是与中央失去联系，断线的风筝似的，孤军奋战。
而日本人认为“南满省委崩溃之原因”，“中共是否无此余力，或是否由于对在满党之前途缺乏信心而坐视不救，即或并不明显，但对南满省委之窘境未予任何救援对策，从××（全光——笔者）之供述亦可明了，从而可认为此乃崩溃之第一原因”。
周保中给海参崴“丁山”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信中，提出10个要求解决的“紧迫”问题。魏拯民的《报告》，也提出了“对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共4项，分别为“干部问题”、“文件问题”、“物质方面”和“将来交通联络问题”。
干部问题（军事、地方、技术等各方面）：
南满省委第一路军，自一九三五年以来与中央以及哈尔滨省委断绝了联络关系以后，上级机关并未补充一个干部，一年一年的高级干部（有工作能力的干部）以及其他优秀的干部不断的损失，虽然由较有能力的队员与党员中提拔补充，但由于长期多次的战斗牺牲，目前暂存的已为数极少了。如今后仍然不能由上级机关得到补充的话，就很难执行一路军的各种重要工作与完成党军的任务了。关于对干部所要求的具体条件，都要托去者代为转达。因此，希充分研究后，为南满与第一路军将来整个发展和开辟工作上考虑一下，乃是我们非常盼望的。
我们要求的干部是：高级军政干部五人（但必须是能担当一路军总司令与南满省委工作者），地方工作干部二十人（有县区委能力者），中级军政干部十人（能担当师长以上的职责者），技术人才（制造炸药，使用无线电，制造防毒面具者）各二、三名，希即派来。
1933年11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报告》中说：
干部的恐慌是满洲党组织上一个严重的现象，因为干部的极端缺乏，障碍了整个工作的发展。
关于干部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还须要中央的帮助〔这里附带批评到中央，中央一月指示信严重指出如何帮助满洲的干部，但实际上数月未（应为“来”——笔者）一个人也没有派去，中央实际没有执行自己的决定——自然干部的十分困难，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关于满洲具体须要中央派的人，俟讨论满洲工作时提出〕；另一方面，当然要省委自己加紧干部的训练（学生已陆续派了人去，训练班已部分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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