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中1936年7月10日日记中写道：“宋副官、殷庆祥击毙盗粮食之野熊重三百斤。”13日又说：“行军途中射杀黑熊一只，五枪皆中，屡仆屡起故也。”
1941年1月4日，《边风翔、周云峰等给张寿篯的信》中说：“上次出发曾打来野猪十八口，肉约在数千斤，现在尚有一千八百来斤在八道梁子地方插着。”
曹曙焰老人说，1933年下过头场雪，不知道为什么，山里野兽都下来了，老虎、野猪、熊瞎子、狼、鹿、狍子，还有田鼠，在梨树镇街里大摇大摆，横晃，不咬人，也不打架，老百姓都关门闭户。这是听人说的。亲眼见的，狍子、野猪一群群的。1937冬在密山五道沟，我见过一群几百只野猪，雪崩海啸似的跑过来，吓得我们几个人赶紧往树上爬，不然就让它们踩扁踏烂了。狍子好打，傻，“棒打狍子”嘛，何况枪了。山里、平原蚂蚁窝像坟包似的，有的比人还高，熊瞎子坐那儿吃得吧唧吧唧的。打熊瞎子得小心点儿，一枪没打着，或是打伤了，它恼了，有口气就跟你拼命。大野猪最难打。这东西总爱往树上蹭，蹭一身松树油子，叫“挂甲”，厚厚一层，真像铠甲似的。子弹稍微偏点儿，把它打个趔趄，就滑过去了，它龇着獠牙就奔你来了。那时“打围”的人，都讲“一猪二熊三老虎”，认为最凶的是野猪。实际上野猪伤人也最多，因为它的数量也多。
1938年8月25日，《高禹民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意见书》中说：
要学着过麒麟人的生活。
“麒麟人”，当时又称“栖林人”、“奇林人”，即栖息、居住在山林里，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在吉东又指以渔猎为生的达斡尔人。
除了服饰、语言、风俗等等，抗联也真的成了“山岭上的人”（鄂伦春为通古斯语，意即“山岭上的人”）。只是新近成为“山岭上的人”与一直延续着人类原始生存状态的“山岭上的人”，又有所不同，其主要特征和生存手段的狩猎，越来越受到限制了。饥肠辘辘，眼瞅着美味在林子里溜达，有时却硬是不能扣动扳机。那时要讲这些动物也可能有灭绝的危险，几十年后国家还要颁布《森林法》，把它们分别定为几级保护动物，没人会信。新中国成立后，一首鄂伦春民歌，不是还唱“獐狍野鹿满山满岭打也打不尽”吗？任肚子怎么响，而不让枪响，是因为枪声可能引来敌人。
王传圣开枪打死条几斤重的大鱼，受到杨靖宇批评。
1940年5月18日，《王效明给周、赵总指挥的报告》中，谈到在独木河子的一次战斗时，说：
这次战斗最大的缺点崔大队长负最大错误，在敌人搜索线内活动，白天不注意音响，讨厌蹲山，自己以为高枕无忧而去打鹿，以至于发现敌情以后刚跑下来，收拾东西迟慢，致被敌人围射，金政委孺弱被敌犬掣倒，枪尚未拿出来。
游击队初期，“不抢不夺”，衣食普遍不如义勇军、山林队。1935年后渐趋一致，1936年后明显好于其他队伍。那时部队打几仗，回到根据地后两件事，一是老百姓弄“好嚼裹儿”热情款待，二是给官兵分发慰问品。有时还要加件事，搞台节目，慰问演出。
如今一般村屯都有几家小卖部，那时是货郎担子，摇晃个拨浪鼓，走街串巷，这村那屯。屯子里住着抗联，那香烟、花生、糖果和光头饼子什么的，再来一担子也不够卖的了。各军官兵都有不叫津贴费的零用钱。1938年后，别说钱少了、没了，那些货郎和进山干各种营生的人，许多都是特务了。
夏秋好办，野菜野果，还有蘑菇，柞树死了生木耳，活的长猴头，也算山珍了。只是什么样的山珍野味也不能代替粮食呀？没盐，把衣服脱下来放锅里煮，那衣服上身就没洗过，什么味儿呀？搁在今天不恶心死人了吗？那时要的就是这个，煮下汗碱，有点儿咸淡。当然还有虱子、虮子，用老人的话讲，是“一球子一球子的”。有的还有血，自己的，敌人的。
后面将会比较详细写到的9军的郝凤武老人，在山里见到一堆梨，觉得挺奇怪。一是这梨怎么像驴粪蛋子似的发黑呀？二是附近也没梨树，哪来的梨呀？再一看，前面又一堆十几个。吃一个，面咕嘟的，不太是味儿。脱下衣服包回去，大家吃得差不多了，支队参谋长郭铁坚来了，说这是熊瞎子拉出来的，不是有句话“熊瞎子吃梨——整吃整拉”吗？吃得挺香的3路军参谋长李熙山，哈哈大笑：好哇，熊瞎子给咱们消毒了。
老人说，那时看到敌人骑兵留下的马粪蛋子，掰开见个包米粒，也放嘴里，嚼得那个香呀。
过去缴获多了，分给老百姓，老百姓还帮着搬运战利品。这回遍地的“集团部落”，缴获多了扛不动，缴获少了白跑，甚至赔了。饥一顿，饱一顿，饥时饿个死，饱时撑个死。
抗联退到苏联后，吃饭限量，慢慢加量，不然那个装惯了野菜、树皮的胃承受不了。6军有个陆永久，山东人，大个子，每人每天400克面包，每顿两小片，他一口就下去了。晚上悄悄跑去食堂，这一顿海吃海喝呀。被发现了，赶紧送去医院洗胃。垂头丧气回来，说“白吃了”，就得名“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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