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利益高出各军中的某一军的利益，东北抗日军是在总的运动中扩大，某军不能离开总的形势而单独胜利，各军都失败了，某军不可（能）单独多活几天。
偏有许多糊涂的革命者、自私的党人，他愿违反这些历史规律的原则，一味孤行，醉心于敌人的圈套，“瓮底游魂”。
总司令部站在自己责任上，坚决要实现自己的革命使命，最近一定发出紧急密令通令各军远征，执行总的计划。
应该说，这是重返战场的赵尚志，对东北抗战战略的总思路。而他所说的“活路”，当然不仅是指给北满抗联的，也是这次会议将要讨论的主题之一。
赵尚志是自信的，也是实际的。他说的是“召集东北党政军一切负责人参与会议”，实际只是北满地区的会议。他知道什么是他能够做到的，知道目前应该做什么。他甚至可能想到他的“东北抗联总司令”的脆弱性。虽然都是老部下，可“批赵”一年多了，让人们的脑子一下子再转过弯来，接受他，那么容易？他肯定会想到会议上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他最乐于听到并容易接受的，首先应该是金策的。他们彼此了解，他信赖金策的品格和原则性。
会议上有争论，甚至争论得很激烈。一些误会、偏见、问题，应该在争论中消解，另一些可能达成妥协。即便有人好走极端，有人情绪激动可能说过头话，有金策压阵，应该也不会出格。如此，当然是赵尚志，也是北满抗战的幸事。
倘若如此，并继续发展下去，2路军主力也挺进西荒，而且苏联的政策也未发生变化，那么东北抗联是不是就不用“过苏联”了？
但是，戴鸿宾和陈绍宾来了，一切就只能是今天已知的结果了。
北满省委听了戴鸿宾（现任吉林市政协副主席）、陈绍宾的报告，认为赵尚志一九三九年秋，企图以开会为名来捕杀整个北满党的领导人，于是一九四○年一月十次常委会上通过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
自然，1982年6月8日，黑龙江省委决定撤销42年前北满省委的这个决定，恢复赵尚志的党籍，也是因为这个罪名并不成立。
戴鸿宾率主力去唐里川，在七号桥将白俄警备队击垮。敌人铁路输送大批援军，将戴部包围、击溃，戴鸿宾负伤，在汤原北部山里一个“趟子房”养伤。陈绍宾带队伍来了，二人即率队西去海伦找北满省委。
依照前面引用过的戴鸿宾的“说明”，在杀祁致中时，即“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这回打了败仗，队伍垮了，是不是又罪加一等，更不敢回去见赵尚志了？“说明”中还说到在苏联羁押期间，“尚志同志对东北干部评论和认识”，“他认为冯主任同志是北满党的奸细领袖”，“他对张寿篯同志认识也是奸细”，“对保仲同志恳（肯）定说也是吉东党奸细的领袖”，金策“有奸细可疑”，许亨植是“对奸细路线积极拥护者”，张兰生“也往奸细路线迈进”。
赵尚志眼里没好人了——等待着他们的不就是祁致中的下场吗？
逝者不能说话，可祁致中之死毕竟还有几位见证人。而赵尚志在“洋笆篱子”里究竟如何论说上述领导人了，在下江那边等着这些人来开会，也在等着戴鸿宾的报告的赵尚志，根本不知道海伦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插不上嘴，说不上话，这边也就只能听着戴鸿宾怎么说了。而他现在是唯一的“狱友”，无疑也是最有发言权了。
如果说事隔半年多（“说明”是10个月），或者记忆有误，或者误解、偏见，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戴鸿宾说的写的难免有不准确、错误的地方，那么《赵尚志关于反奸细斗争及工作任务等问题给戴鸿宾的信》，白纸黑字，可都是赵尚志自己写的呀！
这份5000余字、频繁出现“奸细”字样的文件，首先说明奸细的存在、危害，应该“在那（哪）些方面来解决奸细问题”，约占1/3的篇幅。然后说明“奸细危险是目前我们的主要危险”，用1/3强的篇幅分析侯启刚的“奸细理论”，即不缴满军械、反满抗日不并提、等待大事变、劝群众归屯等等。
被视为“捕杀整个北满党领导人”的主要“证据”，应该是接下来的这样两段文字：
更重要的却是现在仍然混在党和队伍内继续活动（者），是革命致命危险。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张、冯等人嫌疑最大，所以你见到我给你这封秘密信后，应该切实注意考察之。
你可以将许多问题详细解释给金策同志听，要他真正的了解他们的错误，并为了革命利益立即前来开会。张寿篯、李熙山、老包（即张兰生——笔者）等人也希望你和金同志转告他们立即来部开会，内中如有人借故不到，则你或金同志可以详细考虑其内容，必要时可强迫派送来部或监视考查之。
应该说，赵尚志心中有数，知道有的人不想来开会，可又必须来，怎么办？那就只能“强迫派送来”，强迫不来就“监视考查之”。须知，这是一封有点儿像悄悄话似的“秘密信”。“给你的信，金策可以看。”他对戴鸿宾和金策是深信不疑，没有任何戒意，不设防的。而戴鸿宾是经历了处死祁致中的全过程的，什么都知道。倘若赵尚志想杀人，那就明示“就地处决”，还用“监视考查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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