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即日起，凡参加民生团的经发现之后，无论自服不自服（“自服”即自我坦白、交代、认罪——笔者）一律开除。”“如果不彻底自服，然而还要继续其工作，经过群众路线以后，执行枪决（首领不在其内）。”“经过第一次释放以后仍然继续他的作用时，立刻逮捕放在监狱，仍然希望彻底自服，不自服枪决。”“在第二次释放以后，仍然要干，无条件枪决。”“民生团发现以后，在区委以下的叫他自服，区委以上无条件枪决（此条例系在地方上如此，在军队除去按上述条件外，其余有犯军法最明显的，经各方面调查以后不管次数和领袖，一律枪决）。
以上摘自1934年12月4日《团省委特派员钟关于东满反日斗争情况的报告》，下面是1935年2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致东满特委的信》中的一段话：
某同志估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这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我认为，在游击区群众中和人民革命军中有少数民生团分子，但是基本群众是站在反日战线方面的。
东满是“民生团”的发源地和重灾区，省委自然非常重视，不断派人巡视，反“民生团”斗争也就不断加码。直到省委派往吉东的巡视员吴平给东满特委写了这封信，并在金日成等人的坚决反对、抵制下，东满的反“民生团”斗争才有所收敛，并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没有人认为反“民生团”斗争搞错了，而只是说“扩大化”了。
就在东北共产党人大抓“民生团”的同时，关内一些苏区也在“肃反”。红4方面军25军82师师长江求顺，被打成“改组派”。此人军政双全，威望极高，全师官兵跪下一片，求情，哭啊。那也不行，非杀不可。大刀举起来了，这个参军前的大别山长工，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
给领导提点儿意见，发句牢骚，说句怪话，丢个枪零件，都可能成为“反革命”。几个人在一起吃顿饭，就成了“吃喝委员会”，就是“反革命”。还有“排队肃反”。官兵排成队伍，佩戴绿色领章的特派员（除特派员外都是红色的）在队列间走动，察言观色，逐个端详。谁哆嗦一下，或是眼色被视可疑，十有八九那就是了。还有什么“改组派”、“第三党”、“AB团”，大都穷苦人出身，哪懂这些名词、花样呀？知识分子就更惨了，据说整个红4方面军戴眼镜的，就剩了个12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傅钟）。
1936年1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党委特别会议记录》（第二份）中说：
若无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的极坚决的展开了反民生团的斗争，那么我们可以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极阴险的“恶毒素”，经过民生团的反革命作用，终于把东满党和人民革命军侵蚀崩溃，像AB团一样，企图断送中国红四军团那样相同的危险性。
东北被捕杀的“民生团”为2000人左右，其中大多数是在东满捕杀的，有人认为应不少于1500人。
1933年末统计，东北共有党员2500人。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官兵不到1000人。这不到1000人并非都是党员，被捕杀的“民生团”也不都是党员（军队、地方的党员、团员及群众各为多少人，无从查考）。但是，比之这两个数字，2000人左右是个什么数字，在东北抗战中是种什么样的力量，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是再不识数的人也心中有数的。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
干部的恐慌是满洲党组织上一个严重的现象，因为干部的极端缺乏，障碍了整个工作的发展，例如许多的义勇军需要我们派人而无人派去，许多地方党部（如吉东局这样重要的组织）仅仅是个人包办，现在从省委一直到地方党部的组织都不健全，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干部的缺乏，由于满洲过去工作没有大的开展以及教育的缺乏，新的干部不能源源产生，现在比较负责的同志大多数是从外面去的，当地有经验的坚强干部确实非常之少，大胆的提拔干部虽然在积极进行，但是仍然无法解决目前的困难，不能应付目前的紧急需要。
一方面是干部极端缺乏，不断向中央要干部，同时努力培训干部，另一方面却是把干部打成“民生团”，像割韭菜般一批又一批地大量捕杀，只是人的脑袋可不像韭菜那样割了还能长出来。
在那儿偷着乐的，只能是谁？
想想自“九一八”事变后，敌人杀害了多少共产党人，自己窝里乱杀了多少自己人。从各自在东北党和军队总量中的大概比例，就知道从“北方会议”到反“民生团”，东北党最大的敌人来自哪里。而朝鲜共产党人加入中共时，正赶上立三路线。失败的血，倾轧的泪，他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惨烈得令人不忍睹视。
“二军作战英勇，在联军中要算‘首屈一指’。”这种评价，当然不是来自抗联2军。
如果没有达2000人左右的“民生团”被捕杀，后来骁勇善战的2军，又该是何等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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