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响到今日的台湾——兴儒办学。早在公元1662年台湾初平时，随郑经留守福建的陈永华就写信给郑成功，力陈在台湾兴儒办学的重要性。后来随郑经赴台后，再次把兴办儒学提上日程。彼时台湾，之前荷兰殖民者大行“去中国化”，在岛内传荷兰文，兴基督教，陈永华到后改变了这一切，永历九年（公元1665年）起开始“建圣庙，立学校”。首府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并规定“送子入乡塾者，免徭役”，可谓是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科举制度也随即建起，分州试、府试、院试，院试得中者入国子监学习3年后参加“中试”，中试得中者则“补六官内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由此创建。而“兴儒”的另一举措就是招纳人才，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各地的诸位前明学者纷纷来投，至郑经统治中叶，已达上千人。这些人都由陈永华主持安置，贤者安排职位，或讲学或为官，即使一时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发放俸禄“恩养”。苦心经营下，原本“化外蛮夷丛生”的台湾岛，成为“衣冠文明之地”。此后数百年里，时事变迁，未变的是台湾岛国学兴盛，英杰辈出，毕竟金戈铁马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永久。
当年郑成功命陈永华辅佐郑经时，曾对郑经说：陈永华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辅佐你，你应以老师之礼待之。而观陈永华一生，郑经确实做到了。
几十年同风雨共患难，这对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对明君贤臣的组合。陈永华兴办儒学，推广屯田，发展商业，条条政策，哪怕得罪权贵重臣，郑经也倾力支持，言听计从。陈永华执法严格，不徇私情，常有宗亲宿将在郑经面前哭诉，大进谗言，反被郑经劝道：你等要遵纪守法，否则犯到陈永华手里，我也救不了你。永历十四年，视察基隆屯田的陈永华感染风寒，卧病在床，郑经闻讯后大惊，率太医急赴基隆，亲自喂水端药，调理数日。郑经还将自己的长子，内定的继承人郑克臧托付于陈永华，期待儿子能在陈永华的调教下，成为一代英杰。《鹿鼎记》里的武侠故事属虚构，而小说中的陈近南一句“王爷以国士待我”，确为实情。
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兴屯垦，整纲纪，促商旅，开商路，郑经治下的台湾，这个为海峡对岸大儒们所鄙薄的“海匪政权”，成为一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封建礼教里是“乱伦逆子”的他，确为一个不负先父重托的守成者。
【六】
但这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还是毁灭了，为什么？
说到台湾郑氏小朝廷的覆灭，大多的原因均归结为郑经死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政治腐败，少主当国，冯锡范等小人祸乱朝政的问题。而纵观其灭亡，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
覆灭的原因，其实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种下了，是年三藩作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并与耿精忠相约“与事互助，无事勿扰”，一时间震撼清廷，形势大好。这次出师，身为股肱重臣的陈永华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湾，约定共同进军的时候，陈永华就力陈：“三藩不可信，更难成事，而今清廷议台湾，尚在犹疑间，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韬光养晦之计。若出师，正坚其决心，后患恐无穷也。”纵览事后的局面，他看得精。
其实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军联合荷兰舰队攻陷金门，拔去郑氏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后，“弃台”论就一直甚嚣尘上。在明珠、康亲王杰书等一干执掌国家大政的清朝权贵眼里海洋是没有价值的，筹备跨海攻台，更非精于骑射的八旗军的强项，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汉八旗水师的价值，抬高他们身后的汉官们的身份，这是他们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时，组建水师的巨大花费，更让他们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来，多数清廷权贵对此都极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攻克台湾后，许多满族大臣依然频繁上书，坚称“荒岛无益，徒縻钱粮，不如弃之”。康熙本人，在攻台还是弃台的问题上，长久以来也犹豫不定。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弃攻台的动议，并非是不可能的。
但是郑经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师，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湾水师的强大战力后，也同样坚定了清廷攻台的决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诏，命素来力主复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职务的大学士黄锡衮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后，黄大学士的两个妹夫——施琅、姚启圣，一武一文相继得到重用，这两个人，就是后来郑氏家族命运的“终结者”。大清的对台政策，从此不再摇摆犹豫，沿着“平台”的轨道隆隆开进。转向的原因很简单：郑经用事实告诉清廷，台湾始终是清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威胁。在郑经的一生里，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对陈永华未能言听计从，后果却是无可挽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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