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梁敦彦私下说：“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
至于前清遗老，就更加露骨。遗老劳乃宣于1914年秋，把他在辛亥前后写下的反对共和、拥护帝制的著作汇编成《正续共和解》，该书认为，“共和”的真义其实是在皇帝小的时候，由朝中公卿“和”而“共”同地帮年幼皇帝治理国家，因此，共和是指君主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现在搞的共和，是对共和本意的误解。他主张还政于清室，赐袁世凯世袭王爵。
这番篡改共和内涵、否定辛亥革命、为帝制张目的荒诞言论捎给袁世凯后，袁世凯的反应是：立即请他来京当参政。
劳乃宣的参政没当成，因为民国已建立三年多，在辛亥革命洗礼和帝制覆亡后的社会发展中，民众的主流思想毕竟是共和。这股复辟逆流一涌动，立即受到抵制。袁世凯看势头不对，就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的命令。
但此时，袁世凯的称帝之心已痒得很了。在讨论复辟思潮开始露头的政事堂会议上，袁世凯说：“君主嘛，也不是不可以有；但真要有皇帝的话，得找个姓朱的，最好是洪武后人，我看朱总长就可以嘛。”
“朱总长”是指交通总长朱启钤，都说他是朱元璋的后代。这番似乎是开玩笑的话，是袁世凯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他不反对君主。
在要君主还是要共和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本应旗帜最为鲜明的民国大总统的态度竟如此暧昧。敏感者都明白了他的心思，而主张复辟者大受鼓舞。
在一些人心里，没皇帝就不象个国家，没个磕头跪拜效忠的对象就总不舒服。太漫长的封建帝制，造就了一些中国人刻骨的奴性，这也是袁世凯称帝的社会心理基础。
要成就大事，依靠的不外乎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前者提供暴力保证，后者提供舆论支持。如今枪杆子袁世凯握得紧得很，而笔杆子，自然有守旧者和趋炎附势者来充当。
在袁世凯称帝的舆论造势中，跳得最欢、卖力最多的，是人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杨度。
这个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杨度，少时师从湖南名宿王闿运。王闿运称自己有“经史之学”、“诗文之学”和“帝王之学”，问他要学哪个；杨度便问何为“帝王之学”，王闿运天花乱坠一通扯，杨度倾倒不已，从此醉心于“帝王之学”。
自认精通帝王之学的杨度生不逢时。那是一个帝王被历史淘汰的时代，尽管他为到欧洲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代笔写过考察报告，尽管他在张之洞和袁世凯的举荐下为朝中大员讲授过宪政知识，但宣统一退位，中国没了皇帝，他的帝王之学就成了屠龙术；而在民国以来，杨度也深感不得志，他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可袁世凯的总理尽管换了又换，哪有他的份？废国务院设政事堂之时，他满以为搞个国务卿没问题，不料国务卿又是袁世凯的老友徐世昌……
如今袁世凯有意称帝，杨度认为：自己大显身手、建立功勋的时候终于到了！
他首先写下一篇《君宪救国论》，此文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袁世凯读后大合胃口，称赞他“真旷代逸才也”，并手书“旷代逸才”四字，制成金匾赠给他。
杨度意气风发，挑头招揽一帮名人，在北京驸马大街成立筹安会。筹安会名义上是“研究君主和共和哪个更适合中国”的学术机构，实际上是为袁世凯称帝着手准备的行动团体。一帮臭味相投、以及向袁世凯示好卖乖之徒，立即纷纷加入进来。
筹安会的成立，敲响了袁世凯复辟的开场锣鼓。
复辟者开始行动，立即引起人们警觉，筹安会倒行逆施被舆论抨击。在中山公园的一次聚会中，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胡瑛苦着脸说：“有人说我们是走狗。”杨度豪气干云地开导他：“做大事不能在乎别人怎么说，怕人说，那是‘乡愿’！”
为恢复帝制抬轿子的，除了杨度这个国产才子，还有两个洋才子：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和日本人贺长雄。
这两个洋托儿自然叫人十分鄙视，可这个古德诺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是美国“行政学之父”和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他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只适合于君主制。贺长雄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他本就来自君主立宪国家，特别是暗中打了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回报日本以利益的主意，也很乐意为袁世凯鼓吹帝制。
中外呼应，土洋一致，恢复帝制的“呼声”高涨起来。
筹安会之类，毕竟只是有限的民间力量，而在实际推动上，袁世凯的官方毕竟不便公开支持，为袁世凯称帝统筹调度的，这回不是北洋将领，而是他的长子袁克定。
袁克定是袁世凯的正室妻子于氏所生。出身河南乡间的于氏，是典型的“上不得台面”的旧式妇女，平时不会打扮不说，有一次在外务活动中，某外国公使伸出手来要和她握，她窘得满面通红，局促地把手缩到背后，让公使尴尬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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