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时，林纾也到了台湾，和父亲一起经商。他做生意业绩平平，在台湾三年并未赚下什么钱，随即返乡娶妻。岳父希望他光宗耀祖，出资让他继续读书。三十一岁时，林纾才中举。
林纾和夫人刘琼姿育有一女二子。然而，1893年之后的几年里，长子、妻子、次子、女儿相继辞世，命运对他极其残忍。
痛失亲人的林纾幸好还有一群朋友。朋友在他危难之时予以劝慰、帮助，他对朋友的回报也是赤胆忠心。成了大名人之后，五十多岁的林纾得知早年朋友丁凤翔生计无着，靠给人写状纸糊口，就寄信问候，并寄去二十大洋。钱寄到丁家时，丁凤翔正患重病，无钱求医，这二十大洋不啻成了救命钱。林纾闻讯马上又寄去一支人参。此后每年总要寄去六十或一百元钱，一直持续了十三年。
丁凤翔七十三岁那年自沉江中，林纾挥泪写下祭文，尔后尽心尽责抚育他的幼孙。
林琴南还有一个少年时结识的朋友王灼三。清贫的王灼三病逝时，林纾替他办了后事，又拿出四百元给他的妻子，并将其子王元龙领回家中抚养，学业方面给予悉心指教。
林纾先后为亲友抚育孤儿七八人。
在思想上，读古书、写文言的林纾也跟后世所草草描画的“保守者”形象有不小差距。在清末，林纾属于眼界开阔、思想开放的人，他主张维新和君主立宪；他同情中国妇女命运，是中国最早倡导女权的人之一；他还反对官本位传统意识，呼吁实业兴国。另外，他翻译了那么多西方小说，使国人了解了外国的文化与人生，增强了变革的愿望，从这一点上，他也可以说是新文化的先驱。
他更是一个爱国者。1884年，停泊在福州马尾港的法国军舰突然向中国军舰开炮，击沉中国军舰十多艘，中国官兵死伤七百多人。林纾闻讯，与友人相抱大哭，并于三月后在福州街头拦住钦差大臣左宗棠的马请愿，请求查办当初谎报军情、掩盖损失的军务官员，友人形容林纾当时“目光如炬”。1897年德国占胶州湾，就在康有为等“公车上书”之时，林纾与高凤歧等也三次上书御史台，强烈抗议德国强占土地，并陈述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项建议。
吝啬的历史为一个文人留不下那么多篇幅，林纾的这些良好行迹和可贵品德都消失在岁月的烟雨中。后人记得他的，就是不懂外文而成了翻译家，以及“反对白话文”。
激进的新文化运动需要讨伐的靶子，几员闯将就缠住了林纾。在攻击林纾的人的心里，未必敢对他有多少小视，只是需要借助他的名气“炒作”；而林纾却当了真，为这帮新锐如此偏激无理而震怒不已，连连出手批驳。
他首先发表一篇《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说“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神情邪”？1919年3月，他又发表了致北京大学蔡元培的公开信，历数当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之罪：一是“覆孔孟，铲伦常”，一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也就是批判孔学和提倡白话两件事。其中心论点是：“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
人到老年思想一般会定型，这并不是什么羞耻事，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想法总是随时局变化而变，很可能不是“开放”，而是本身就毫无思想，或是市侩投机。对他维护“纲常”，这应予理解，不能算做罪状。而他对孔孟纲常的维护，也是有理有据，他说：“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崇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五常之语。”这番辩驳，不算“苍白无力”，更不“声嘶力竭”。
白话文提倡者的有力武器是西方思想理论，特别是进化论。在对抗中，林纾从未使用“蛮夷邪说”等守旧语言；相反，他也从西方史实和文化中寻找支持自己立场的依据。他说：“知腊丁不可废，故马班韩柳有其不可废者。”这个意思是：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也未废除他们的“古文”拉丁文，我们为什么要废除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呢？
在核心的“文言还是白话”问题上，我们从他的言论可以看到，他认为传统的文言是今日白话的基础，要想把白话写好，必须有相当的文言素养。这种观点，其实是今天的文学常识，即要从古典汲取营养。
然而那是个激进的时代，那个时代需要的是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要捍动源远流长、经典充栋的古文，就必须矫枉过正——把文言说得一文不值，把白话夸得芬芳如花。因此他认真地发表这些观点之后，却没有人和他做学理探讨。
林纾被彻底激怒，行动也升级。1919年初，他在上海《新申报》上连载小说《荆生》，其中写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通哲学，便是影射胡适。这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忽然，隔壁一声巨响，一个腿比墙壁还高的伟丈夫荆生斥责三人曰：“汝适何言?……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然后，“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逐个被大肆辱弄一遍，“伟丈夫”荆生轻轻几下就把这三人收拾得屁滚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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