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瑞见鲁迅婚后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她又很想看到鲁迅的孩子在她面前跑来跑去,不免抱怨给朱安听。朱安委屈地说:“大先生根本不靠近我,怎么能有孩子出来?”
早在1914年,朱安知道自己无望生下鲁迅骨肉,怕耽误了周家“香火”,就叫自己的弟弟写信给鲁迅,建议鲁迅纳妾。对这一主张,鲁迅接信甚是恼火,在日记里斥之为“颇谬”,也就是挺荒诞。对朱安来说,这本是“顾大局”的“贤惠”,可跟鲁迅的思想观念判若云壤。两人的距离,终身无法拉近。
不过鲁迅对朱安虽然冷淡,却绝不毒辣。鲁迅始终不断给朱安家寄钱;朱安生病时,鲁迅立即将她送往医院,搀扶着她上下黄包车,看见这一幕的外国医生也很感动。
1923年夏,鲁迅家事中最重大的一件事发生了,这就是后文要说的周氏兄弟失和反目——从此周树人和周作人基本断绝一切来往。
鲁迅决定搬出他买来的家院,他问朱安:你是留下还是回娘家?这个选择对朱安太残酷:周作人已和大哥成仇,凭啥留下大嫂?而回娘家,在那时代只意味着被丈夫抛弃,对女人是一件极无颜面的事。
于是朱安恳求跟着鲁迅搬家,说你总是需要人伺候的。鲁迅也考虑到她的处境,虽不情愿,也就答应了。
1923年8月2日,朱安跟着鲁迅搬进砖塔胡同。此后的生活更加尴尬,因为以前二人间还有个老太太,现在鲁瑞只偶尔从八道湾胡同来走走,只剩下二人四目相对,空气更加紧张。为了减少见面,他们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放要洗的衣服,一个是放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把要洗的衣服放进一个箱子给朱安去洗,再在另一个箱子里拿朱安洗过的衣服。
朱安的一切努力都告无效。最后使她对和鲁迅的婚姻彻底绝望的,是许广平的出现。
和后世对鲁迅原配夫人朱安在一段时间内讳谈不同,鲁迅和许广平的师生恋是做为佳话流传的。许广平不算很漂亮,但极有才华和个性;尤其是,许广平是为逃避包办婚姻而来北京读书的,她也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在情感上和鲁迅深有共鸣。
许广平出现在鲁迅生活里,对朱安是又一场灾难。本来,鲁迅虽对她冷淡,但在外面从来没有别的女人,这一点虽然让朱安觉得奇怪,但也很欣慰、满足;而许广平的出现使她的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家庭主妇的名份也保不住了,名义上的丈夫也要被人夺走。
1925年夏,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开始明朗,朱安再也支撑不住,病重住院。鲁迅把她送进医院,也与医生讨论她的病情,但很少在病床前逗留。他的心里已全被许广平占满,他说:“原来我也是能爱的。”
在理智上,鲁迅何尝不知道朱安同样是牺牲品,她是个善良温顺的平凡女子,嫁给自己也是命运的安排;他原本已准备自己的幸福因朱安而葬送,此生不做别想。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现在有了许广平,鲁迅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还有转机,特别是——他心里对爱的渴望并没有熄灭,朱安让自己心如枯井,对现实生活不抱任何幻想,但许广平却让他觉得心里生机萌发。所以他说:“原来我也是能爱的。”
鲁迅极其深沉,然而这样的切身情感经历,在鲁迅的创作里还是得到了隐晦的体现。
鲁迅有一篇短篇小说《伤逝》,这是他唯一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作品讲述了一对男女相爱并克服困难同居,后又因生活压力而不得不分开的故事。人们往往把它的主题解读为“爱必须有所附丽,否则是经受不起现实生活的消磨的”,然而今苏州大学副教授、我在安庆读书时的班主任汪卫东博士却发现这个文本是分裂的:小说的男主人公涓生在开篇以强烈的忏悔者面目出现,接着却就开始为自己辩解,而且越到后来越辩解得振振有词。他认为,涓生就有作者鲁迅的影子,他的一腔忏悔就是鲁迅发向原配朱安的;涓生的辩解其实也就是鲁迅的自辩,他也是这场悲剧婚姻的牺牲品。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去了厦门大学;1927年10月,他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已改名北平)探母,告诉母亲和朋友,许广平已有身孕。
朱安的“鲁迅夫人”生涯事实上已彻底终结。知道这一切时,她孤苦无助地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看来这一辈子我只有服侍娘娘(指鲁瑞)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贯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因为朱安的温良和许广平的大度,朱安和许广平的相处十分融洽,许广平尊称她为师母。只是朱安一些和许广平不可避免的观念和处事方式冲突,在一些具体的事上略有不快。比如周海婴出世,朱安也跟着高兴;而在周海婴生病的时候,朱安很焦急,说要把孩子带到自己身边来养,许广平就不太高兴:这不是说朱安是大太太,她是二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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