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搬到北京八道湾胡同后,兄弟二人忙于文教事业,周建人还是学生,周母不熟京城,朱安懦弱不识字,所以羽太信子就成了当然的持家人。
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当家本再好不过,但根据周建人回忆,羽太信子是日本妇女中的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仆人六七个,即使鲁迅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时,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才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
鲁迅将自己的薪水只留下买烟和零用的钱,其余的和周作人的收入一起全交给羽太信子支配。鲁迅和周作人是当时的较高收入者,两人一月收入加起来有六百多大洋,实际购买力相当于今天六万多元人民币。可在羽太信子的奢靡浪费下,家里入不敷出,鲁迅竟要经常去借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为此鲁迅经常提醒要注意家庭开支用度,对羽太信子如此持家感到不满和担忧。周作人的孩子生点小病,羽太信子都要用汽车去接诊价高昂的外国医生来看。看着无必要的汽车出入,鲁迅感叹:我用黄包车拉来的,哪经得起用汽车运出?
兄长的意见,侵犯了羽太信子的“执政权”,她对鲁迅十分反感,经常在周作人面前议论大哥的不是,甚至对鲁迅夫妇恶毒诅咒。过往周家的周氏兄弟学生俞芳回忆说,天性驯顺的朱安曾“很气愤地”告诉别人:“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而周作人对羽太信子一辈子又爱又惧,久而久之,她的态度对周作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七
羽太信子在周作人耳边的谗言能使双方绝交成仇,可见不是一般的谗言。
1924年6月11日周氏兄弟大打出手时,在场惟一不懂日语的章廷谦后来很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
羽太信子的话置鲁迅于一个最难堪的境地——鲁迅对她有不轨行为!
鲁迅当时正当壮年,虽有妻室朱安,却从来不靠近妻子,因此有人判断其必有性压抑,对共居一院的弟妹羽太信子不轨不是没有可能。
具体的说法是两种:一是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二是鲁迅晚上躲在周作人卧室窗外偷听房事!
后一种“听床”的说法,羽太信子不仅只跟周作人说,她在时住八道湾的鲁迅友人章川岛面前也公开说起。
是这两种龌龊行为,激起周作人对鲁迅的狂怒、鄙视和终身不原谅,有一定的说服力。
鲁迅的形象如此冷峻,如此高深,如此伟大,这位文化巨人,真的能跟对弟妹“窥浴”和“听床”联系在一起吗?
在1949年后,由于鲁迅在大陆的特殊地位,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只允许被解释为“有神经质的羽太信子的挑拨和周作人的糊涂”,但在当时这种猜测是暗中流传甚至在周氏兄弟朋友圈内公开议论的,性格硬倔的鲁迅对这一严重损害他人格的传言却始终无一言辩清。
因难言的原因失和以后,鲁迅多么想和周作人能有一次长谈和沟通,可身心受到巨大创痛的周作人就是不给这个机会。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常用一个字:“昏”,也就是糊涂。但直到去世,鲁迅也始终不愿写下一字表示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清白。
如果那是真的,是鲁迅觉得无颜去为自己辩护、只能承受后果吗?如果这纯属子虚乌有,是鲁迅觉得这种言论实在太无耻、太卑鄙,正常人根本无法与之辩驳吗?
但是有人主动为鲁迅辩诬。章川岛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也就是窥浴和听床在条件上不可能。对失和的真正原因,章川岛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许广平对羽太信子十分愤恨,说她是“由奴隶而做稳了奴隶主”!
到20世纪90年代,鲁迅逐渐走下政治神坛,这一公案可以公开讨论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
“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两人的说法,足以否定猜测和传言。周氏兄弟失和之谜,依然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中。我们能确认的,只有周作人的满心愤恨,和鲁迅的彻骨悲凉;这中间,是一个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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