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森逼近他，一字一顿地说：“你不会不知道嵊县帮吧？”黄锦堂顿时神色大变；毛森再进一步，双手按住他的肩膀、直盯着他的眼睛说：“50万美金，可不是小数目，你说说这伙人会怎么分？怎么花？”
至此，在毛森精心设计的一连串攻势下，黄锦堂已六神无主、浑身颤抖，实际已经泄露了秘密，毛森的猜测得到了证实。
黄锦堂被关进禁闭室。他回过神来深悔不该分得几万美金后如此招摇，现在只能百般抵赖、喊冤叫屈，可他无法解释自己最近大笔资金的来源，又讲不清荣案期间自己的行踪。在毛森的进一步软硬兼施下，黄锦堂的心理防线全部崩溃，终于交代了作案过程和同伙人员。
毛森立即部署手下军统特务搜捕，此案案犯全部落网。1946年8月27日，上海军事法庭判处骆文庆、袁崇杼、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8名主犯死刑，立即执行。横行上海的嵊县帮覆灭，连干8年绑票而从不失手的江洋大盗骆文庆也走到了末日。
轰动一时的“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终于尘埃落定。为表彰毛森破案的汗马功劳，蒋介石重奖他5万美金；荣德生也亲到毛宅致谢，赠送金表一只、金笔一对。
案子虽破，荣家却只收回20万美金，其他大多落投入军警方面手中，有案可查的是上海市警察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截留14万美元，“以作为办案人员奖励之用”；先前被“没收”的25万美金也未如数发还。案破后，相关人等还不断登门索取酬金。荣家为此事前后共耗费60万美元，超过了绑匪勒索的款额。这笔巨款全靠向下属企业摊派，荣氏集团的事业受到沉重打击。
三
荣德生一案中，“肉票”被绑，家人出巨款赎回，然后案破，罪犯受惩，这是绑票案的“正剧”。下面我们来看看绑票的一个“喜剧”，那就是1927年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被绑。
对读书人来说，商务印书馆可谓大名鼎鼎。它创办于1897年，以出版教科书为主要业务；在民国时期，《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重要刊物，《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都出自这家大型出版机构，他们还出版了严复、林纾等人翻译的学术名著和外国小说名著，影响极为深远。
直到今天，商务印书馆依然是出版界巨头，即便是不读书的人，只要上过小学，就必定接触过商务印书馆的产品——《新华字典》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
不过，它虽是出版业的旗舰企业，在文化出版界地位极高，但图书业利润平平，不是财源滚滚的工商、金融公司。在其最盛时，资本为150万元，跟荣氏集团的过亿资本无法比拟。而且荣氏家族控有多数股份，而商务印书馆股东很多，董事会由选举产生，没有谁占大头。
1903年入股并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工作的张元济是位文献学家和出版家，却不是资本家；他的收入来自薪金和分红，虽然不算低，但离被绑票的“规格”还远得很。
因此，张元济被绑，演出了上海滩层出不穷的绑票案里的一幕喜剧。
1927年10月17晚，一辆汽车开到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张宅门前停下，车上闪下5条黑影，凶神恶煞般猛砸大门，然后用枪把开门的佣人逼进门房，咚咚咚直闯进张家二楼饭厅。
60岁的张元济正和妻子、儿子和侄儿一起吃饭，忽见几条大汉气势汹汹闯入，站起正要问话，一个头目模样的人指着他叫道：“就是这一个！”于是众大汉一把架起张元济，在张氏家人极端惊恐的注视中连拖带拽劫持下楼，塞进门口汽车里绝尘而去。
张元济被绑票，立即轰动上海，大小报纸、包括日本报纸都登出消息。张家当即到租界巡捕房报案，可就在张元济被绑的同一天，上海租界发生了上海盐业银行总经理倪远甫和宁波巨绅薛顺生被绑两起大案，疲于奔命的租界警方对张案毫无热情和精力。张家和商务印书馆同仁只能与绑匪联系商谈。
张元济被塞上车后，绑匪将其双眼蒙上黑布，一路七弯八绕开到郊外。等他被架下车，取去蒙眼布，发现自己已在一个严密看守的农家破屋里了。
第二天上午，两名绑匪头目来到张元济面前，一个自称姓叶，一个自称姓李。他们开门见山，说30万元赎票。“凭你这个印书馆的大老板，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张元济睁大眼睛：“30万？大老板？我只是入股者，商务不是我的私产啊！”
“你不是董事长吗？”
“董事长可不是大老板。”
绑匪不耐烦了，说：“不管是不是，你这样的大名人不可能没钱，去年你嫁女儿，嫁妆就是30万！”
闻听此言，虽在险恶的被绑处境中，张元济还是禁不住哑然失笑：“女儿我是有一个，可是还没出嫁呢，哪来的30万嫁妆之说！不信你们再复查。”
“什么？”叶、李二匪惊疑地互相看了看，觉得好像的确是走了眼，然后说：“那么，20万，快写信回去，20万，一文不能少！”说完径自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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