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中国军队由于突然遭受袭击，同时又接到不许抵抗的命令，在冲突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万不得已只能逐步日脱离战场，撤出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出于人道主义，中国军队在撤退之前，将部分平民，特别是将所有的外国侨民撤至到关内。
中国政府已经将此事件控诉至“国际联盟组织”，要求予以公正的裁决。“国联”的成员国除日本外，一致谴责日本的这一行径，同时要求日本军队撤出所占领的地区。然而，日本政府蛮不讲理，甚至以退出“国联”相要挟。
大被分媒体是按以上的内容对“九一八事件”进行了报道。只有日本媒体提发出了相反的声音。他们说是中国军队先破坏了铁路，然后袭击了日本军队。日军在袭击中伤亡了大约两万多人（估计是怕丢人，没敢实话实说）。日军忍无可忍，这才出兵占领满蒙地区。而那个所谓的河本末守中尉根本就是个中国人假扮的。
这番言论一出，马上就有评论家、分析家、批评家、外交家、军事家等等各方面的专家撰文批评日本政府。日本对中国早就有领土要求。平时日本总吹嘘大日本皇军如何如何地英勇善战，天下无敌，即使真遭到了中国军队的袭击，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损失。更何况中国政府不可能首先去袭击日本军队。原因么，从中央最高统帅部发出的那个“不许抵抗”的命令来看，就一切都不要解释了。
至于河本末守中尉的身份问题，早就有外国记者找到了中尉的家人，并进行了采访。
以上这一切只能说明：日本政府是一个卑鄙无耻的政府，竟然要欺骗全世界！当然，列强们还需要保护各自在中国的利益，日本的存在有助于平衡各方面的势力。因此，很多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此时也不愿意过分逼迫日本。比如美国就提出了“不承认主义”，声明：“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
历史不是靠一个人的能力创造或改变的，即使像我这样提前知道历史发展轨迹的人也不行。我能做的仅仅是稍微改变一下历史事件的结果，但总的发展趋势我是无能为力来改变的，至少目前是这样。
九.一八事变开始没多久，我又把心思放在了另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末代皇帝溥仪。溥仪如今正住在天津的静园，日本人对他的前途早就做好了安排。我原来曾制订了一个将其暗杀掉的计划，但总觉得有些不妥。第一，杀了溥仪，日本人完全可以再找一个有大清皇族血统的人来替代他。第二，如果这么干，日本人可定会借机挑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给今后的统一抗战带来麻烦。第三，留下溥仪有可能今后通过他来控制“满洲国”的一部分武装力量。经过一番权衡利弊，我坚决否定了刺杀计划，不仅不杀他，还要想办法帮他尽快登上皇帝的宝座。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当然就是川岛芳子了。
我不怕川岛芳子背叛我，也断定她不敢这样做。即使川岛芳子能够忍受住那毒瘾发作时的痛苦，她也不敢把我和闪电突击队的事情向外吐露半个字，因为她已经向我们纳了“投名状”，而且她的这个“投名状”太大了。九一八血战中，日军的最新部情况署我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完全是川岛芳子的功劳。日军因此而造成的几万人的损失，不是川岛芳子一条命能赔得起的。
我将任务书交给川岛芳子，同时还交给她四百克高纯度的四号。除了让她自用外，还可以使用这种魔鬼武器去控制一些她想要控制的人。同时我还承诺，在她完成任务后，我会帮助她戒掉毒瘾。川岛芳子接受了任务，对我的承诺却只是惨然一笑，并没有过多的表示。看得出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吸毒的人首先丧失的就是信心，包括生活的信心，甚至是生命的信心。
向川岛芳子交代完任务后，我心里又放下了一件事。该考虑一下怎么将北平的那些日本特务和黑龙会的会员利用起来。那些女特务已经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有一大部分男特务也被我掌握住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使用好这些力量。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川西田来了。
川西田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来了一个熟人——中村震太郎。中村震太郎没有被处死，中日两国在解决“九一八事变”的谈判中，有一项关于释放两国被俘人员的内容。双方在这一议题上很快就达成了协议，于是中村并没有像历史上记载的那样被处决。
三个“朋友”经历了生死离别后又聚在一起，自然得在平安楼喝一顿大酒。川西田和中村震太郎又都醉了，两人又搂又抱，又哭又笑，最后竟都睡在那间名为“富士山”的包房里。我只能让人收拾了残羹剩饭，又找了两条被子给他们盖好，然后独自回到了伯爵府。
第二天一早我就回到了平安楼。一进“富士山”，眼前的情景令我大吃一惊。之间两人都脱得赤条条的一丝不挂交颈叠股地搂在一起酣睡。我的突然闯入惊醒了他们，二人尴尬万分。不过我面上只能装作无所谓。其实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对这种情形还真的是无所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包括决定自己性取向的自由。不过我真的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而且又是两个日本人，心里的确恶心的不得了，暗自骂道：“死玻璃！”突然间，我的脑中闪过了一丝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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