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君还真是准备自己来写啊？虽然说您的本事也不差但是说句实话您的文学水平也就是一般的优秀学者而已。实在是有些让人不放心啊。”面对自家媳妇的质问孙绍倒是大言不惭，“我不是还给你写过诗吗？忘了？”陈笙摇了摇头，制止了孙绍的继续吹嘘。“公告天下的东西马虎大意不得啊，这样子若是大家不满意的话夫君可是要被很多人嘲笑的，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放心的道理啊。要不咱们几个先帮你参谋一下，你写完了我们自己改改看看有什么需要变动的地方，然后拿出去让大家看看就是了，否则又是像上次建七庙的时候那样跟大臣们勥上了，只怕是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做好了。”
诸葛芸不能理事的情况下的确陈笙和相对超脱的蔡瑢相比更加有影响力，此言一出大家立马群起响应，纷纷拿出了手中的纸笔准备等候孙绍写完之后自己更改，甚至连一直低调示人的糜萍以及不擅长文章的赵英都似乎有些跃跃欲试。“话说要是融合了大家的意见岂不是直接成大杂烩了？总不能说每一个人的想法我都要照顾吧？毕竟这是关于以后的目标的一个宣言，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说太多的废话可以说并不太好，所以····”陈笙笑道“这可不是说让我们给夫君代笔的，毕竟大家水平参次不齐未必就比你高明，只是给你一个参考而已觉得可以采用就用，不行的话就自己来也无妨，相信夫君的水平在这方面还是不错的，虽然有些时候专断了一点。”孙绍倒是没心思去理会她们的玩笑，于是点了点头，“我想会谢谢你们的，但愿能让外面的同志们好好震惊一下。”
“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余皇帝孙绍谨告诸华夏先祖：方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然人亦有其权，不尝假人而行，自行其是，不为他人所扰。后以人各为己，力不足抗禽兽，行不足以开荆棘，人多死而不能独存，是故结群而居，合众人之力而求其利也，是以外物少能害，而人息渐繁。然人既为群，各行其是，忧患亦多，各执其一端而不想让，特多纠纷而不能自行。众苦之,而后有公义，徒有之而不能自行，故共推能者，共行裁断之责，然后而有国家，君主之始自此而已。是以君者，民所公信然后代行其责之人，非所谓人上之人也。犹为客者，非能反制主人也，故可知君权者，民授也，君之所以贵者，民戴而畏之也，失此二者则不为君也。是故神农失道而黄帝取之，桀纣暴虐而汤武代之，非徒贤者以代不肖，所以依凭者民意尔。自始皇以降，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主客颠倒，错位若此，是岂正道也哉？为君若此，而怪臣民之二心，是犹割肉自啖，而怨其痛者，岂非愚哉？”
“国家，公器也。万民之所倾，非为一人，特为公意而已,合众人之力以解众人之患，所用者众人而非一人。古人谓君王为牧民众为畜，此言大谬，牧之蓄畜也，求其利尔，君之于民，犹客之于主，不可并论，且牧，人也，当与畜并论欤？君亦民耳，特以贤明而为众人所推，代行众人之权，非宰制之谓也。君王以降，号为贤者为民众所信戴，遂能得掌公器。然忝然忘本，逞一己之欲，惨毒于人，受欺者畏其权势，不敢明怨而玩其职，复欺其下，世事之乱本于此。公器私用，必为民众所怨，得制人之权，圣贤难制，虽有贤者，然不能善用，乃至于此。故授权者须有毁约之能，非能任人施为。余闻汉兴四百余年，初始亦知疾苦，然帝王渐生于深宫长于妇人，遂渐忘己则，不能行事，遂至不可救。可知君王无制衡则为独夫，非徒宰相诸臣所能制。君权自于民权，其始自士民之举，则士民亦有衡平之能，立宪以致公权。余立之始，则当宣誓效忠宪令，忠于民约之始。汉室之亡也，由民心散也。今汉室失之，而华夏知道统不可绝，华夏之民众不可无序，余虽不敏，亦知大义之则不可弃，忝然而起，望能护民保族，乃有今日，得民之所系，然后立业。余赖民力至此，不可不虑根本。国祚永昌，非徒虚言，得众心者乃成。保民利国，致华夏之公意，特余之职责，子子孙孙名之，得违其职而致国家倾颓者，则为不当位，讨之不为罪。”
“汉室之倾颓也，君失其职，臣凌下民，豪民不敬命，而世事遂乱矣。国家三分，世事崩坏，究其因也，豪民之强盛太过，至于上下不能通制。彼类上致其位而握公权，下凌百姓而蓄私产，欺上瞒下，肥其私利。而后四方尾大不掉，虽有异地任职执法而不能制，身居高位而为民人所养，为人主所信，以为当然，心无国家人民之念，腹中虽有诗书，藉之牟利，位高权重不只始源，得其位不谋其政，不知其公信何在也。彼心不足而值汉室倾颓之时作乱四方，分割华夏，国家遂不能复起矣。故黄巾乱起实不足以动国家根基，州郡的募兵之权，乱之始也。后董卓乱政，朝廷威势一空，遂不可济矣，大乱之始，实非一时之患。时关东诸君，名为讨贼实为求利，各怀异心至于民众愈苦，曹孟德讥之已甚，不复赘言。当彼之时，余祖太祖武烈皇帝忠于王事，诛尸位者王叡、张咨，震及里豪。连破贼军于阳人、羑里，董卓震动，遂至于西走，京师欣悦。一时为众望之归，竟赖众人迁延，不得成功。周昂无德无功于民，特以袁氏故吏窃位，犹不敬命，屡相侵陵，而豫州士民井然戴之，共弃先祖。刘表，卓之所命，以虚名居高位，而荆州诸豪争而北面之，共击先祖于夏口、襄樊。余不知是何评判也，于国于民孰利孰弊可谓明也，彼视之而不见，实为齿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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