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决策，而主张容共最力的就是汪精卫，因为他又转变了，他已深深中了左倾思想的毒素。
十三年一月国民党改组并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便是汪起草的，同时也
公布了联俄容共的政策。这年十一月十三日，国父在汪的事前联络安排下，抱病北上，与北
京的段祺瑞执政政府共商国事，国父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段却想大权独揽。国父这才醒悟到
汪所接洽的孙、段合作又蹈了民元孙、袁合作的覆辙。此行可说是上了军阀的当，也是受了
汪的骗。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国父在协和医院病势转剧，易箦之时，汪与其它重要党员围绕
榻前请训，国父眼睛盯视着汪说：「我死之后，敌人必软化你们，如不受软化，必加害你们；
你们如要逃避危险，最后难免不被软化。」这等于是说，他早已认清了汪是一个妥协派和投
机分子，所以他临终都不能放心。汪当场代表诸人答复说：「我们追随先生数十年，从未虑
及危险，也从未被敌人软化过。」国父的遗嘱也是由他执笔的。
由于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助长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寄生」的大好机会，渐渐喧
宾夺主起来，形成了国民革命的最大隐忧。而苏俄顾问鲍罗廷更以太上皇的姿态独断独行，
隐操了国民党的大权。因之国民党发生了左右两派分裂的现象，并且展开了激烈的闘争。此
中的汪精卫则和共产党沆瀣一气，上下其手，成为左派的主要角色。民国十四年六月，汪返
抵广州，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汪被推为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中山舰事件发生，这完全是出于共产党与汪的左派相勾结，要篡窃中国国民党，夺取中国革
命领导权的政治阴谋。所幸当时的军校校长奖攻击时烛发其奸，而当机立断，以迅雷不及掩
耳的行动予以敉平。汪见事已失败，内疚于心，就躲起来避不见面；随后便辞去了国府主席、
军委会主席、军校及革命军总党代表等本兼各职，又飘然远引，跑到法国去了。
同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公，在广州宣布就职，誓师北伐。到十六年三月，
革命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一路打到长江。革命军因军事之进展，总司令部也移至南昌。
这时候共产党和左派却趁机展开了「迎汪复职」运动。目的是要分享和篡夺国民革命的果实。
四月一日，汪果然返国抵达上海。
在此之前，也就是十五年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东迁到了武汉。但事实上这个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为苏俄顾问鲍罗廷幕后操纵，共产党徒和附共的左倾份子所把持，
所以它已经变了质，成为一个阴谋赤化中国的非法政权。而其时的国民革命总司令蒋公，秉
承国父遗志，信行三民主义，而兴师北伐，很快的把革命势力伸展到了长江流域，眼看就要
统一全国，其功业之高，物望之隆，已自然而然的成为正统的国民党的有力领导者。这正触
犯了俄共及其卵翼下的中国共产党之大忌，被视为推行赤化的最大障碍，乃采用种种恶劣手
段进行「倒蒋」。在此同时，国民党护党分子与中和派，也己准备在近日内就成立国府及国
民党中央于南京（四月十日成立）以与武汉的反动政权相抗衡。这就是所称「宁汉分裂」的
时期。
要说汪自四月一日返国后，蒋公与汪在上海相见，想共同致力于调和党争。汪便自告奋
勇愿赴武汉调停，蒋公劝告他说：「你切不可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出来，那时你想不
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了本党，那就到南京去。」汪不听，其实他与蒋公
晤谈的同时，却和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周恩来等早有了勾搭。离沪时并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
言，且有「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出去！」的谈话。四月六日，他由沪搭船到达汉口，
果然不出蒋公所料，他这一去不但没有回来，而且担任了武汉政权的最高负责人。这时他的
头衔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组职部部长、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府主席一职己废除）。从表面上，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似可
大大满足了他的权力欲，其实则处处听人摆布，作为鲍罗廷及共产党徒的工具而已。直到八
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叶挺、贺龙等部在南昌实行暴动，他这才觉悟到自己之被利用，差愤难
当之余，于八月六日发表了「错误与纠正」一文，然后决意「分共」。从此以后，他又变成
了坚决反共的人。
八月八日南京发表齐电，十日汉口也发表了蒸电，一时宁汉合作之说高唱入云，但并未
实现。到十月初，汪终离开武汉溜回广州，不过他也并没有真正脱离，仍与武汉方面藕断丝
连，回到广州后并自任武汉政权的广东政治分会主席，建议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以解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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