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认为他的擅自离去,是在无可抗拒的压力下才出此下策的,完全处于被动,其
中毫无自由意愿。怎么说呢?如果是范行个人的主意,他尽可以制造借口、培养机会,用不
着采取出走的方式,而留下痕迹。他自己必然明白,一走固然可以,但是却不能不了了之啊。
那么,对他施压力的又是谁呢?为甚么呢?我说,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组织,这个组
织也就是所谓的政治背景。
第三,再进一步探讨,那个对范行发号施令、而又能使之奉命唯谨的,是个什么组织呢?
根据过去在北平,而今在上海的许多迹象显示,以及我亲眼目睹「北平东安市场内」的事实
下判断,很可能就是共产党。如此说来,范行岂不是一名共产党徒吗?这倒不能完全肯定,
也只能说「成份很高」才比较合乎逻辑。因为受共产党调排的不一定就是共产党员。这是暂
作保留,此刻尚无法获得解答的是:他的来到上海,究竟是在做什么?难道说眞的是为了开
一片旧书店赖以为生吗?还是另有我们尚未发觉的秘密活动?
第四、目前,他虽然接受条件,肯于供给情报,可是还有一连串的问题列为悬疑,例如:
他之所以肯于供给情报,就是单纯的为了那每月两百块吗?
他的情报资料到底是从那里弄来的?是直接获得的,还是从中剽取的?
如果说他的情报会有反作用的话,为什么大部份具有参考价值,间或尚有运用价值,且
从未发现可疑之点?
最重要的还有: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他的个人行为呢,还是背后有人在指使他,或
支持他?
为了这些难以获得答案的问题,我和庆斌兄曾仔仔细细的加以推敲,也抽丝剥茧的反复
研讨过,有的固然解释得通;有的却实在估不透,单以情报何处来而言,那绝不是靠范行一
个人的能力搜集得到的;如果一定说他是受人指使吧,其目的又何在?是否企图在取得相当
信任后,才开始注入他们的作用?
我和庆斌兄研讨的结论,决意先从「范行的背景是否系共产党」这一点,着手找出线索,
然后再拟定一项对工作有利的做法。于是,我们注重到中共在上海地区的活动。
当时,我们所了解的中共,是这样的:
抗战前后,中共在上海的领导机构,也就是地位最高的组织,初名「苏浙委员会」,稍
后,改为「江苏省委员会」,简称「江苏省委」。省委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省委有张爱
萍(军委)、刘宁一(工运)、王尧山(组织)、沙文汉(宣传)、张执一(统战)等。以上这
种组织形态,为时甚短,其后人事更替频繁,到上海沦陷时,有一段时间,也是杂乱无章,
各行其是。过去常有人说,共产党组织严密,其实也不怎么样。
中共在上海,也搞情报工作,有好几个派系同时都在那里进行,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
谁和谁。据了解,其中比较成形的,除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的一撮外,还有以刘少文、潘汉
年为首的两小股。他们的隶属关系如何,还不是在那里自说自话。也可以说:搞出名堂来大
家抢,出了纰漏互相推。
在抗战时期,活跃于上海滩的,是潘汉年的这一股,和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打交
道而不时与李士羣、叶吉卿等有接触的正是此人。而在情报资料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也还是
潘汉年。
那个时候中共在上海的情报工作,并不着重于搜集资料,作为增进了解对方之用,因为
他们本身还不具备运用情报的条件。换句话说,卽使把重要机密告诉他们,除了「望望然」、
「知道了」之外,将不会产生什么作用。而他们所谓的情报工作,也不过是靠着一张嘴巴、
胡说柳说的,诓骗些个对他们有现实好处的人入彀,当作壮大自己的本钱而已。若不然,就
是东搅合一下子,西戳鼓一下子,只要把水弄浑了,就好下手摸鱼,至于全民抗战这回事,
似乎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说抗战前后这段时期,中共的情报工作在上海。到了二十
八、九年,花样就更多了。
说这些,又和范行的事有什么关联呢?为了证明一件事,当然要从根脚说起,前面不是
提过了吗?经范之手,供给「上海区」的情报,不仅有参考价值,间或尚有运用价值,并不
是当时中共上海情报单位能够拿得出来的东西;也无妨说,当时中共在上海所有的情报资料,
还够不上范行的水准。旣然如此,相对的证明了范行不是从中共那边弄来的;同时又可以证
明也不是央共假范行之手作为反间之用的。再推论下去,范行背后的指使者是不是共产党可
就不一定了,那么,我的初步假定便发生了动摇。
当初,我和范行有约定,三个月后作一次检讨,现在正是时候。
这一次我和范行见面,是约在静安寺路中段的一家烟纸店(小杂货店)内。在这里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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