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他父亲已早故，还有老母在堂，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他自己有一个女孩子，那时就住
在我们区部的楼下作为掩护，他的大妹已有二十一、二岁了，休了学，也未做事。后来直到
陈明楚叛变时，才在组织中担任交通，承我一家人的生活重负是完全倚赖承我一人供给。承
我的死，不但是国家组织的损失，还更是他全家的损失啊！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又何况那时我们是在那么一种环境之中，谁又能预言生
死呢？！记得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早上八点多钟，还未见开稀饭来，平时七点钟稀饭就开
来了，大家正在猜疑不定时，听警卫传言，才晓得陈明楚夜来三点多钟，在惠尔登舞厅被人
枪杀了，所以七十六号里闹得人仰马翻，甚至于连我们的早饭也不给吃了。
陈案发生之前，本来局里就计划除掉这个叛徒，曾派人几次杀他未成，同时一个做反间
（笔者附注：就是设法打入七十六号做内线的人）的周锡良又被发觉了，那时我在狱中见到
他，听说他饱受严刑拷问，终未说出一个人来。就在即日的清晨，因陈明楚伏法，他首先被
报复性的予以杀害了，他被点名呼唤拖出去之后，即不再回来。
我个人在想，七十六号方面因为所受打击太重，不免意图报复，那时承我同余延智都已
经有了即将释出的消息，事态并不严重，论起情节和地位来，我似乎有可能会去做他们的报
复目标，我当时就对承我说，我一定会被枪毙的，承我问我什么原因？我告诉他时，他还安
慰我，于是，我预写了两封信，托同屋政治问题较为单纯的难友，又把所有的衣物都分配好，
静候一死，以报国家了！岂料同日午后的四点半钟，承我和延智二人竟会被叫出去给杀害了，
真有如晴天霹雳，惊动了我们全屋子的人！当他们二人出了屋子之后，我们目瞪日呆连晚饭
也吃不下去，哀怨的气氛笼罩着全屋，但每个人都有一股莫名的悲愤。
承我被叫到名字的那一刻，他正在床上躺着午睡刚醒，我则在床上坐着写自传，忽然一
阵脚步声，有人喊道：「朱承我！余延智！」他棉袍子的钮绊都未扣好，余延智紧跟他后面，
就跟着开门的警卫大步走了出去，我们当时以为他和余延智是被叫出去谈话的，若不然就是
开释了，临行时我们还向他们祝福说，这一下出去就有自由了。及至出了门我们从窗户中看
见，承我和延智二人的手，都被反铐着，院中立了许多看的人，我们这才知道大事不妙了！
我们的心立刻沉了下去，徐展、汤亚东和我三个人面面相观，做声不得，大家的心中真是说
不出来的滋味，悲哀与愤怒交织着，眼看他们二人大踏着步伐，走向另一个世界！我们也是
待决之囚，又有什么法子呢？余延智我是不大熟，祇知道他本来是姓楚，名字则不知道。朱
承我近来我们混得很熟，对于他的为人和学养都了解很多，我认为他真是个干才，这么的被
害虽云为国事成仁，但对国家和组织终究是一种损失，所以在死难的那一天（二十八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午后五时），我曾做了一付挽联吊他，句子是：
谋国以忠信当此锦绣河山残破遽尔杀身成仁愧我后死
屠家持孝悌但有老弱母妹苟存便乃舍生取义哀君平生
上文的作者徐文祺先生，在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助理书记」那一小段里，曾提起过，写
的是：「担任过助理书记的同志很多，笔者接任时有易珍、胡尚武、徐文棋等……」徐先生
说，是在爱棠路一○四号总部办公，总部可能就是「上海区」的区部，而区部分在好几个地
方办公，我接任时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在法租界亚尔培路，是不是和徐先生见过面，怎么想也
想不起来了。徐先生说，他是在同年十月底被捕的，我曾就此事函询郑修元兄，修元兄在电
话中告诉我，他也记不清楚了。不过，修元兄记得是在抗战胜利后，在南京曾和徐文祺会晤
过，其后，徐就到美国去了。
徐的记事中，和他关在一起的汤亚东和徐展二同志，在郑修元兄的「沪滨三次历险实录」
中有云：「第三队队长汤亚东，副队长徐展，彼俩均到台湾，汤兄供职于工矿警察大队，已
于早年在台病故。徐兄在中央印制厂服务有年。」前文第一节中的第三队长蒋安华，应是汤
的后任。
徐记事中也提到周锡良先烈的被杀害，关于周锡良先烈的出处与事迹，笔者曾向有关方
面查询，据告已无案可稽；再向友侪打听，亦均称不知其人。如此看来，周锡良很可能用的
是化名。此外，只有在徐寿棪先生寄给笔者的剪报上（无报名、无日期，推算应在三十六年）
刊登出的「丁逆默邨判决理由原文」中有一句：「通讯员周希良，因窃重要文件，于同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被枪决。」这里用的「周希良」，与徐的「周锡良」中间一字音近字不同，其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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