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有知，我相信他一定不乐于在他的传记上如此落笔。
再换一个角度老实的讲一句，「抗日杀奸团」之产生及其存在，自有其客观环境与时代
背景，绝不是任何人凭空一手造成的。虽然「军统局」得力于「抗团」的优异表现，这除了
曾澈同志工作上的努力之外，一大半也是天报以福。
笔者所以敢于如此设词，正因为这个青年爱国组织，是在我担任「天津站」站长、兼任
「华北忠义救国军」旋又改称为「滦榆游击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那个阶段诞生的。（原来
写的是「由我协力组成的」，再仔细想想，又觉得不配，所以才修改如上。）那又为什么说是
不配呢？这可不是自谦，因为当时我有两大外鹜，一来是在军事活动中与人「争权」；二来
是在私人生活行为上「脱轨」。所以有许多事务都托付曾澈同志代劳了。就在二十六年的冬
天，有一次曾澈向我口头报告，说是要去参加一个「青年活动」，我也就点头答应了，至于
是个怎么样的「青年活动」？我就不甚了了。再往后，为了要召集一批青年加入「滦榆游击」
的行列，这才关注到这件事。
兹就所知的先从「抗日杀奸团」的孕育说起：在二十四、五年间，据说天津有一批青年
学生到保定去集训；在集训期间，其中就有人与当时的政治组织「复兴社」（见「北国锄奸」
第一章）发生了关系，是否就这样播下了种子，虽不敢一定言是，但多少总有一点因缘。
「七七」芦沟桥变起，天津的中等以上在校学生，即酝酿组织抗日团体，故有「天津青
年救亡联合会」之成立。当时「天津站」书记曾澈同志所接髑到的就是这般人。
为了进一步参与抗战实际活动，「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中的积极份子，在曾澈同志的
鼓励下，乃组成了永垂不朽的「抗日杀奸团」。
此一青年爱国组织的名称──「抗日杀奸团」是否系由当时的「天津站」所拟议，再通
过曾澈的提出而获得大家认可的？已经记亿模糊了。
「抗日杀奸团」的创始者，据悉有李宝奇、沈栋、郭肇和、李如鹏、李实仁、陈肇基、
曾澈等人，而以李宝奇为「老大」，曾澈排行老二。这也是我最近才听来的，是否如此，又
听说目前有一位国大代表孙先生知道的比较详细。
发展中，因工作路线问题，「抗团」的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口诛笔伐、着
重于文化宣传；有的则非要真刀真枪、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于是各展所长，尔后也各有其不
可磨灭的成就。
笔者所见到的是：那些此较文静一点的，自掏腰包，买纸张，借油印，贴抗日标语，散
反日传单，一时之间，把一个包括日本租界在内的天津市区，搞得热闹非凡，连巡捕都抓不
胜抓，充份的表现出民族反侵略的热情。
跃跃欲试的动作群中，争先恐后的想要亲手宰几个日本人，以陈肇基带头的一批，由曾
澈为介，参加了「滦榆总部」主办的干部训练班，一个月后，就出发到冀东宝坻县打游击战
去了。当他们二十多人在一所学校的楼上举行开训集合中，我曾经给他们讲过话，在场的还
有王天木、王文、曾澈诸人。
另一批激烈主张硬干的行动派，自动组成了一个五人干事会，由李如鹏主管组织，孙大
成主管行动，祝宗梁主管技术，袁俊汉主管总务，曾澈主管联络协调。所需武器是他们惟一
无法自行解决的问题，那只好由「天津站」支持了。这般爱国青年，十九名都是在校的中学
生，除了在电影上，根本没有看见过真的枪，更谈不到拿在手上怎么使唤了。试想，处于当
时的那种样样受限制的环境里，又不能找个地方打打靶，或是在隐密场所来个实弹射击，充
其量也只能摆个姿势、此划比划而已。就是这样，有一回还玩响了呢，幸亏有惊无险，未曾
惹出祸来。
其实，只要有一腔热血，自然就会产生无比的勇气，像不会开枪这一类的小节，绝阻止
不住他们的一往无前，也照样的可以完成制裁汉奸的壮举。
在二十七至二十九的两个年头中，由「抗团」五人干事会所领导的行动破坏工作，曾执
行多起：在天津方面，如伪河北省教育厅长陶尚铭、伪天津市商会会长王竹林、伪津海关监
督兼伪准备银行总经理程锡庚等。都是该团所为。在北平方面，也有伪建设总署总务局长俞
大纯等多人。破坏工作中最具战略价值的，是在天津三个堆栈，前后三次焚毁了敌军搜刮待
运的棉花一万余包。以一群没有受过训练、年纪不过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们，能够干出这
么多轰天动地的大事来，实在太难得了！
敌人不是死人，当然不会等着挨揍而不还手。他们随时随地都在觅取机会，不断的反击。
据统计：「抗团」同志自投入抗日杀奸工作以来，前后共失事十九次，被捕八十三人，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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