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长孙无忌躬身领旨。
魏征奏道：“律令形成之后，不可数变。立法时须审慎而行，不可轻立；既立之后，必须审定，以为永式。愿新法成就之后，百年之内无须变更。”
李世民笑道：“魏卿所言保持律令之稳定，这一点很重要，为立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是新法成就之后，百年不变，朕看这一点断难做到。”
戴胄又奏道：“臣判案之时，觉得以往法令太过繁琐。甚至一罪之中，竟然有数条说法。律令不简约，让我们这些执法之人不能尽记，易生繁文，导致严刑。臣以为所定新法，务使简约，便于操作。”
长孙无忌不同意戴胄的说法，驳斥道：“天下万端，若归于一条刑之，必使执法者望文生义，凭空中猜测良多，使法令失了本意。”
李世民同意戴胄的建议，说道：“朕观隋律，见其中有斩刑二百余种，流刑有一百余种，可见其律繁而苛。无忌，戴卿让新法简约，仅是说了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以宽平的原则厘改之。比如将斩刑改为流刑，将流刑改为徒刑。法律的作用不在罚治本人，关键在于警示他人不可再犯，就是将人都杀了，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用处？朕今日在这里说一条原则，新法成后，其斩刑及流刑条目各自不得超过一百条。”
李世民又唤出戴胄和刑部尚书，谆谆告诫道：“至于新法未成之前，你们还要以《武德律》为基准判案。判案之时，要以宽平的原则慎用死刑、流刑。如此一来，你们的肩头责任很重，若执法之人心术不正，极易发生卖狱之事，这样，御史台定然会参这些不法之人，则咎由自取。”
戴胄和刑部尚书顿首道：“臣等当先正自身，再诫约属下，不敢胡作非为。”
第十七回 唐皇动怒斥佞臣 戴胄辞世留英名
经历了误杀张蕴古事件之后，李世民沉闷了数日。他深刻自责，以为造成误杀事件完全是自己一手造成。那日魏征询问道，到底是何人奏闻此事？李世民默然不对，未说出权万纪和李仁发的名字。他以为他们作为侍御史，及时向皇上奏闻百官之失，为其应尽的职责，至于错杀张蕴古，罪不在奏闻之人，关键还在皇帝自身。
从内心里说，李世民还是欣赏权万纪和李仁发的。这两人竭尽全力，时刻观察百官的动静，将其言行及时上奏给李世民，使他及时察觉到百官的动态，无疑是自己灵敏的耳目。
权万纪的胆子也越来越大，甚至将一帮宰臣都不放在眼里。还在张蕴古事件之前，两人就上疏指责房玄龄、王珪，说他们掌内外官考，考课百官时由其好恶而妄下评语，致使考课很不公平。
这让李世民犯了难，房玄龄和王珪是自己亲信的大臣，两人素来谨慎且忠心为上，按理不该发生这样的事儿，然权万纪和李仁发言之凿凿，应该不是无端之语。李世民有心想叫来房玄龄和王珪责怪一番，又怕不妥当，遂使人叫来魏征问询。
魏征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当即说道：“玄龄与王珪皆是朝廷旧臣，素以忠直闻名，为陛下信任。他们考课众官，京官与外官相加，总数有千名以上，其间若有一二人之考课与事实不符，亦属正常。”
“若按魏卿的意思，朕没必要去查问他们？”
“是呀。臣以为玄龄与王珪非为阿私，若果是事实，陛下也不便直言相斥于朝廷，可委婉转告令其驳正；若所谏者其言虚妄，须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句话，即会挫伤玄龄和王珪心智，更为不美。陛下，臣这样说，非是偏爱他们，是从该事的大处着眼。”
“嗯，如此，朕就按下不问。魏卿，朕一直以为你遇事直抒胸臆，没有任何顾忌，然从这件事上来看，你并非一竿子直到底呢。”
魏征不直接回答李世民的话，反问道：“臣想向陛下举奏之人，定是那权万纪了，是吗？”
李世民点头。
魏征接着说道：“陛下，臣每每举谏，皆从事件大处着眼，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这就是臣与权万纪的差别所在。恕臣直言，权万纪的话有时候言过其实，请陛下闻奏时三思。”
“权万纪近年来恪守本职，随时察群臣之失，其所上奏章，数量列群臣之首。魏卿，别是因为他抢了你的风头，因而嫉妒吧？”
魏征拱手道：“陛下此话言重了。臣以谏诤闻名，本意是开群臣谏诤之风气，至于有人具超臣之能，他们一样为国效力，臣见之唯有欣喜，哪有一点嫉妒的念头。权万纪与李仁发固然勤勉，然有两处地方与臣等不同，臣心里委实担忧。”
“有什么地方不同？”
“第一点，他们的心机有了偏差。他们主纠察百官之失，却忘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主旨，一味去查访百官的错处，不问产生的原因。这样一来，他们挟陛下之威，视百官如草芥，势必造成百官战战兢兢，惊惧不安，使他们畏手畏脚，做事只求平安，不敢有错。陛下，什么人才没有错呢？不干事的人永远都没有错，干事的人必然有错，且干事越多，错处难免越多。难道，他们想使百官成为不干事之人吗？如此，天下大事与庶务，谁来替陛下办理？由此来看，权万纪他们以卑小之心态，唯查错处，不思大道，就失了为人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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