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战斗中，还有几个参加行动的日军情报人员一起被消灭。另外，有几个日军隐藏的情报人员，被抗五军特别大队发现；不过对这些人员，特别大队并不是消灭了事，而是监视起来。日军在我国的间谍相当多，而且所属组织也多，通过监视，可以放长线钓大鱼，比直接消灭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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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看到从山海关南下的计划受阻，没有海军支持，再多派军队去山海关也没什么用，因为那儿地形狭长，部队施展不开，华军可以节节设防。而且国际上对日喷攻入山海关进行了遣责，日喷国内的“缓进派”也要求关东军停止损兵折将的南下行动。
不过关东军是不甘心受这样挫折后就罢休的，他们于是提出要拿下热河。热河可是他们早就划入了“满州国”的版图的！打热河算是“名正言顺”，日军本部也同意了他们的计划。
对进攻热河，日军一改以前总是突然袭击的作风，而是大肆宣扬，并在边境上作一点小的挑衅战斗。他们目的也很明显，希望通过这种军事压迫，加上暗地里分化收买汤玉麟及其手下，就能使汤玉麟投到他们一边。
可这时全国的抗日热情高涨！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全国人民都在呼吁要保卫热河、保卫华北！汤玉麟等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公开当汉奸。
汤玉麟暗地里通过关系，要求日军不要进攻热河；在公开场合，则表示如果日军进攻热河，他与热河军民将誓死抵抗到底！
日军看到吓唬汤玉麟没起效果，就调集军队，作大规模进攻热河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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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江西布置对赤卫军进行“围剿”的蒋中才看到，日本人图谋华北已成事实，国际国内形势对他的“攘外须先安内”政策愈益不利。如果再不对日本人加以抵抗，向国人有所表示，恐怕等不到“安内”他就将淹没在大华民众的怒涛之中。
但蒋中才还是认为，把国内统一处于他的领导之下，才是最重要的。以现在国内的情况，怎么可能与日军对抗？粤派政府，把我挤下台，但又要我的军队去打日军。打日军肯定是败多胜少的，败了就是我们的责任，胜了是你们粤派这些唱高调人的功绩。这样的事，我是不干的。
汪精卫等人现在抗日的调子喊得挺高，不过是为了捞政治资本。外面跟着吵吵嚷嚷的人，知道个什么？
一些地方军队将领说是要北上抗日，还不是要名声、要钱。你们这些军队，什么时候听过中央的管理？真能放弃管辖地盘而北上？而现在中央政府既没钱、又没实力，也只能是“一边抵抗、一边交涉”了。抵抗，最多是为谈判争一点空间而已。最终还是要等日军与列强发生了直接冲突，欧美国家直接与日军打起来，或者给奖金物质支援我们与日军打，我们才能战胜。现在情势下，抗日是件长期的事情，首先要掌握实权和实力！
所以，蒋中才怎么算，都觉得他先把全国统一在他的领导下才是目前的目标，他的“安内”优先政策是没有错的。这些东洋人真是可恨，得了东北还不满足！害得他很被动！现在要应付这个局面，必须找出一个损失小、收益大的办法。
抗日，以抗日义勇军这样在东北小打小闹就很好了，以民间的名义反抗，这样政府的外交交涉也好说话，而且中央军实力没有损失。所以，他对曾经要杀掉的抗五军徐辉也表示了友好，给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宋子文在对科辉集团在税收上优惠一点，他知道了也没有反对，算是支持这些人到东北打仗吧。
不过对共济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并且迅速发展，蒋中才还是很有戒心。但现在形势下，他不光不能直接提反对共济会，而且中央军都要作出抗日姿态。“剿匪”才是蒋中才眼中最重要的事，中央军调走一点，就最好让别的地方军队来顶上。
可眼下各地的部队虽口头上服从南京中央，实际上同床异梦，处于半独立状态，一个兵都不肯派出来“剿匪”。
正在此时，两广驻沪代表杨德昭表示，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则广东愿负江西“剿匪”之责。这就启发了蒋中才，他想出了一个一箭三雕的妙计。他派黄绍游说两广，出兵剿匪，以让中央军抽兵“北上抗日”。
如两广答应派兵到江西，则中央军就分出点儿兵北上，应对张学亮的要求和全国舆论。这儿无论两广军与赤卫军谁家胜了，都替他蒋中才除去一块心病。如果两败惧伤，则中央军乘虚而入，剿灭赤卫军，吞并两广部队，此为上上策。如果两广军队拒绝行动，则正好替他分担不抵抗的罪名。
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内政部长黄绍奉蒋中才之命，率训练副监徐景唐亲赴广州，游说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由于黄绍门出两广，与陈济棠、李宗仁等有十几年交情，又一向被蒋视为颇有人缘。
广州军阀也不是白混的，当闻讯黄绍前来广州时，他们就已意识到了蒋的用心。黄绍抵达广州后，除了受到热情的接待和一些空空好话外，什么诺言也得不到。他们不是推说械弹不足，就是军费不够，就是不答应立即派兵去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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