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宰相薛元超曾说自己平生三大憾事之一，就是未能娶得一个七宗五姓族中的女孩儿为妻。由此可见七宗五姓当年的威风……
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政权，几乎都为世族所操控。由于隋唐政权有赖关中世族支持拥载，且山东世族仍保有数百年的重阀阅、讲经学之传统，所以依旧享有优越政治及社会地位。
隋唐以来都有君主致力于摧毁门阀，这些长存数百年的山东世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仍十分优越。但是他们对朝代的建立有功劳，所以君主是用温和的政策改革削弱世族，将其逐渐排除。
在隋文帝任内，废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举取士，目的是择取人才，摧毁门阀任官系统。可惜隋朝国祚甚短，到唐初，科举并不发达。
唐太宗指示大臣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世族志》。结果改定皇族宗室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民间声望最高的山东世族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武后为对抗掌握政权的唐宗室、大臣，在科举制度中提升进士科的地位，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因进士科难考，而有“五十老明经，六十少进士”的说法，所以进士科逐渐受到重视。
但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时代，于中国北方，唯一可于之抗衡的是范阳卢氏，后来的“崔、卢、郑、王”、“崔、卢、李、郑”、“崔、卢、李、郑、王”、“崔、卢、王、谢”，都是崔、卢排在前两位。而郑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终在“四姓”与“五姓”之内，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变化。
综观“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与实力，以5分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范阳卢氏呈中幅下降趋势，打3分（9位宰相）。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荥阳郑氏呈中幅上升趋势，打4分（13位宰相）；陇西李氏呈持平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赵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趋势，打2分（10位宰相）。
唐朝时，虽在“五姓”，但作为郡望——“太原王氏”这几个字的影响力有限，在整体上已大大次于崔、卢、郑、李。原因除了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外，还有自北魏时起就家风不显有关。
华北门阀，在经过了长期的门第观念影响下，民间仍存有“门当户对”这种不同门第，不互相通婚的风气。例如《新唐书杜兼传》记载，唐文宗欲以公主下嫁世族时，犹感慨地说：“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这种风气一直持续整个唐朝，到了黄巢之乱才因破坏而快速消灭。
在唐末的黄巢之乱中，造成大量世族人士的伤亡，富饶的家园与产业也惨遭破坏，而华北世族引以为傲的贯册祖谱也流失，世族衰落，最终与庶民再无区别，世族的地位由地主士绅阶级取代。
七宗五姓的没落可没有代表这种士族式的政治崩溃，反而只是换了一个形式而已，比之七宗五姓更为内敛危害性更大。
地主士绅取代了这些士族的地位，成为真正的政策的实行者和破坏者，他们毫无责任敢的玩弄者国家人民为他们谋取着利益。
想想后世那个倒霉催的崇祯帝是怎样挂的，说是自杀还不如说是被活活的逼死的，作为末代君王完全就是他的悲哀。
这位拥有着秦皇汉武的能力，却没有秦皇汉武的魄力，更没有秦朝汉朝的基础，所以最后才料成了千古悲剧。
而这一切的原因就在这些地主士绅的手里，三百年的明朝社会矛盾已经到达了一个顶点，百分之一的贵族占用着百分九十九的土地那是不用缴税的，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的百姓却只是占用百分之一的土地，税务完全要他们负担。
更无语的是明朝的商业税竟然只有五十税一，而且是可交也可以交的那种，这足以让后世任何商人疯狂，崇祯那倒霉孩子没次要加商业税就有一大堆士族官员蹦出来死谏告诉崇祯这孩子不能与民争利，要藏富于民。
崇祯这位从小生活在上层社会，哪知道这东西被这些大臣一忽悠就信了，不加，不加，结果没钱了，李自成兵围北京，有没钱调动军队。
明朝有一句祖训，天子守国门，没办法他只能跑到梅山把自己挂了上去，结果这祖训又加了一句，君王死社稷。
而那些拼命阻止崇祯加税那这家伙背后是什么，那就是一个个士绅家族，他们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他们的利益，哪怕皇帝也不行，这就是悲剧的由来。
（对于这些家族刘宇真心不好说什么，把国家毁了的是他们，可坚持到最后还是他们，完全无法评价，但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评价，那就是危害，汉临是不会允许他们拥有以前那样的权势，不然天下到底是谁的都分不清。）
新的一周，新的推荐，不知不觉就四十万字了，依旧没有上架，汉临真心希望书的结果和忘语大大一样，当然这只是一个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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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二章 乡绅
作为帝国实际控制者的他们，掌握明帝国的经济命脉，可是正所谓贪得无厌，哪怕多一分税他们也是不会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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