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鼎是古人用来做饭的锅。周朝及以前，中国权力最大的人是厨师，他掌握给每个人分饭。毛泽东说，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吃饭的力量最大。所指不同，意思相近。世界上什么东西权力最大？掌握别人做饭的工具。周王后来就铸造一口大锅，立九足，象征九州。周鼎一立，象征国家政权。
周王朝势力衰弱，诸侯雄起，实力对比改变，猛狼开始打起病虎的主意。春秋时，楚庄王陈兵于洛水，向周王朝示威。周王派出使者去慰劳，“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楚庄王就问使者：周鼎有多长、多宽、多高、多重？周使怀疑起来，你问这些长宽高干什么？以前可从来没人敢来问，关心天子也不是这么关心的。回去后，楚庄王野心暴露，果然按同等规格、尺寸，自己也造了口一模一样的鼎，然后发起战争，刀锋直对周天子：你傀儡，我称霸。
[4] 彭玉麟祖籍今衡阳市衡阳县渣江镇， 1816年12月14日生于安徽省安庆府。清末水师统帅，湘勇首领，人称雪帅。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曾左彭胡”，是大清“中兴四大名臣”。是湘勇水师创建者，也属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之一。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
[5] 类似的故事还有。袁世凯曾请王闿运出山当中华民国国史馆的馆长，王闿运上任第一天就宣布：全馆人员都放假回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月五号来领薪水就可以了。后来每月五号，一帮老翰林都到他的保姆周妈那里领工资，一月要发掉工资1万两白银。老翰林拿了钱过意不去，问为什么不要他们坐班，王闿运说：“这中华民国有什么史可写，不就是梁山泊与瓦岗寨罢了”。他当了几个月，又宣布解散中华民国国史馆，不辞而别，自己回到老家湘潭，耍足了名士派头。
[6] 鲍超（1828－1886），晚清湘勇著名将领，最早跟从广西提督向荣，后加入湘勇水师，提升至参将。咸丰六年后，改领陆军，带领的部队称“霆军”，为湘勇主干之一。曾与太平军转战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官至提督，封子爵，后来参与过淮军镇压捻军战斗。
第十二章 海塞激争
第十二章
海塞激争
左李之交
1868年8月，西捻军首领梁王张宗禹被追击，转战至徒骇河边，下落不明，捻军至此覆灭。
继扳倒杨霈后，这成为派系实力变化的又一个转折：满官集团空留虚名，实际权力急剧旁落，整体正在被边缘化；会干事、能成事的汉官集团，正在通过事功，逐渐接管清廷实权，主宰国家命运。
汉官集团的领头人是曾国藩。汉官集团有两大势力集团：一是湘官集团，二是淮系势力。
1868年，曾国藩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自此退居二线，成了朝廷的装饰品，汉官集团的黏合剂。
以左宗棠为标志的湘官，以李鸿章为标志的淮系，在引领中国的未来。他们在各自的职权范围，通过个人的能力，在尽力解决中国面对的实际难题。
但左宗棠与李鸿章很快就因政见不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引发争论的由头，在中国国防。
晚清懦弱，国防成了全国头等大问题。
1868年，清朝属邦布哈拉汗国，被俄罗斯侵占后并入版图。以俄罗斯、英国为主的国家，正在抓紧侵占中国大西北，新疆全线告急。
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其后30多年，日本、法国、英国，同时打起台湾、东南沿海一带的主意，中国东南沿海防线，危机丛生。
前者简称为“塞防”，即边塞地区的国防；后者简称为“海防”，即东南沿海一线的国防。
塞防、海防全线告急，到底怎么办？方法有五种：一是集中精力先搞好海防，再去搞塞防；二是聚精会神先专心坐实塞防，再去搞海防；三是将海防与塞防同时抓起来搞好；四是放弃塞防，只专心搞海防；五是放弃海防，只专心搞塞防。
这五种选择，朝廷只能取一种。如果两个人来选择，选项不同，解决思路、方法也会迥异，就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负责国防的人，一个是左宗棠，一个是李鸿章。
他们选项果然不相同，第一个回合的奏折，就激烈地撞了头。像一头飞奔着的倔强蛮牛与一头飞跑着的飘逸骏马一样迎面撞上。
左宗棠说：“海塞并重”，将海防与塞防同时搞好，他专门去安定稳固边塞，选了第三项。李鸿章说：“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应放弃塞防，专心搞海防，选了第四项。
“一个边防，各自表述”， 共识没有达成，朝廷陷入纷乱。
朝廷其他大员也都来发表看法，五种选项都有人选，各持所见，众说纷纭，清廷被诸多政见弄得一时迷茫。
皇权制度下，不可能在所有参与进来的官员中来一次“全体官员公开投票”，做一次表决。意见如何选择，最终怎么定夺？
左李依然在激辩，听上去都有道理。
左宗棠与李鸿章，争论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李鸿章， 1823年生于安徽合肥，比左宗棠小11岁，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
1845到1846年，李鸿章第一次参加会试，落榜后以“年家子”[1]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致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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