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此时已经完全乱了方寸，一听还有路走，也不问消息可靠不可靠，马上像刚抽了鸦片一样，来了精神：机灵些的，也不管谁的车，抢着就上；没上了的，持了枪四散跑开另外想办法去了。
大概是早就预料到了这种状况，周春生、袁庚两个副处长想也没想就把车让给了下属，跑到李涵章他们半道拦下的那辆货车上，和李涵章、江辉琦挤在一起：李涵章和袁庚坐一边，江辉琦和周春生坐另一边，周云刚则坐在驾驶室，负责监视司机。
车子开动了，周春生踢了袁庚一脚，问他：“刚才到底咋回事？”
袁庚白了他一眼，爱搭不理地说：“你们那位鲜大齐鲜处长做的事情，你这个副处长会不清楚？反过来问我，啥意思？”
周春生一听这话，有点儿恼了，摇摇晃晃地想站起来，但路况太糟糕了，不时还要和迎面而来的车辆错车，他试了几次，都还没等站稳就摔倒了。最后，他终于不再做无用功，下决心坐了下来，喘着粗气说：“就你小子狡猾，一天见不到人影，把我扔下和那帮孙子周旋。老子嗓子都喊出血了，嘴皮子都磨破了。你听听，你听听，老子的声音都嘶哑成啥样了？”
袁庚想说什么，可才把嘴张开，一看李涵章冷眼盯着他，就把眼睛往上一斜，随后闭上了，坐在那里随着车子摇摇晃晃地养起了精神。
3
难道和自己有关？或者是不方便让自己知道？李涵章想了想，对袁庚说：“袁处长，如果有啥不方便，那就等到了新都，你再和周副处长单独交流。”
“李主任，您多心了，哪有啥不方便的？不过……我知道您和章庆恩章代局长的私交一向很好，我也是追随他多年的老部下……”
“看样子，是和章代局长有关了？如果真是，你就说吧，无论有啥变故，都但说无妨。”其实此时，李涵章心里已经猜到袁庚下面要说什么话了。
“您也许知道，章代局长从阎锡山那里领了一笔疏散费，全是金条。本来，内调局本部和我们重庆内调处的兄弟都有份儿的，最少的也能领到一两。可我们来成都后，一直待在川调处的地盘上，这事做得再机密，还是让鲜大齐知道了，他就纠集了一帮人，在章代局长临上飞机前鸣枪要钱。结果，两人硬是在机场把账算清楚了，才上飞机飞走。”
李涵章当然知道，袁庚话里的“内调局”就是内政部调查局的简称。此刻，车厢里坐的人对中统的沿革都非常清楚：1938年8月设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早在1947年就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但无论是“中统局”还是“党通局”，都属于党的机关。“宪政”开始实行之后，党务经费不能再从国库开支，蒋校长提出“党员从政”，号召党的机关尽可能向行政部门转移，于是，几经周折，1949年2月，经立法院通过，内政部调查局才得以在广州成立。而这时，李涵章早已经不在中统总部，被渗透到了重庆党部。自中统成立以来，派遣特务渗入国民政府的各个行政机关，利用公开名义扩展特务组织、开展特务活动，已经成了中统高层获取情报的主要渠道。不过，尽管因为身处重庆党部，一向和中统总部、各办事处联系密切，李涵章还是没想到内部会发生这样的闹剧，他不由得皱了皱眉头，慨叹道：
“有这样的事情吗？阎锡山给章代局长金条的事情，我是知道的，但鲜大齐和他之间发生的事情，兄弟倒真是第一次听说。”
一直坐在一旁没吱声的江辉琦“哼”了一声，摸摸他的大鼻子插话说：“主任，只有在这种时候，人的本性才会露出来。”
“真没想到啊，这些平时满口总理遗训、校长教导的人，临逃命都不忘自己捞上一笔，一点不顾及留下来这些兄弟的生死……想想过去，咱们拎着脑袋给党国卖命，真叫人寒心啊！”周春生直直地伸着两条腿，就像那两条腿不是他的，而是那些只顾自己飞去了台湾的人的。
袁庚不想接着说那些让人难堪的事情，转头问李涵章怎么这时候才赶到新津。李涵章脸色一寒，没有答话。江辉琦于是便接过话茬，把路上车子突然出了故障的事情说了一遍。袁庚听了，长叹一口气说：“唉，这个吴茂东，坏了主任的大事。不过……也许，这就跟眼下的时局一样，都是天意啊。”
大家听袁庚说起“眼下的时局”，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是把一线希望寄托在了胡宗南身上。
然而，正应了那句老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他们那几辆车连夜穿过成都，赶到北郊的凤凰山机场时，天已经亮了，远远地就能看到机场上空空荡荡，根本不像是在运送士兵的样子。但有人还不死心，把车开了过去，从车上跳下来，到处跑着找着，怎么都不愿意相信：等待他们的竟是一个空机场！
“天意啊！”站在空荡荡的飞机跑道上，周春生重复着袁庚路上说过的话。
李涵章看着像无头苍蝇一样在机场上绝望地疯跑狂喊的同僚，低声对袁庚说：“大家都跑了一夜，太累了，先在附近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再作打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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