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仁宗看来，只有重开停废已久的科举，才能扭转这一局面——“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
不过，要复科举，却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自从蒙古帝国窝阔台汗五年（1234年）金朝灭亡至今，科举在中原汉地停废近乎一个世纪。而淮河以南地区，自南宋灭亡以后废除科举也有三十余年了。元朝建立，世祖从一开始就认为科举“虚妄”，成宗、武宗对这一看法也奉行不悖；蒙古、色目大臣怕科举会让汉人和南人迅速占据自己位置而反对科举；甚至很多儒臣也因科举实行六百年来弊端丛生而不主张再行科举。
这么多年过去了，除了世祖朝宰相和礼霍孙曾提出恢复科举之外，朝廷中几乎无人言科举。
政策是有惯性的，也是会造成惰性的。仁宗在朝会上提出恢复科举时，得到的回应是“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耻不出此，亦复腾鼓谤议。赞其成者数人耳” 。
大臣们大都不赞成，而时任的中书右、左丞相秃忽鲁、合散虽然从来勤勤恳恳的帮皇帝做事，但要他们支持皇帝力排众议，却是没有这样气魄。
仁宗是文人气质，不如哥哥武宗果断。决定大事，必须身边要有信任的人来支持和谋划。而这样的人，除了师父李孟，不会有第二个。
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仁宗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仁宗重新任命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一力主持重开科举事宜。
李孟本就是重开科举的支持者，常对仁宗言：“自古人才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为盛。今欲取天下人才而用之，舍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其真才以为用。”现在被任命总理此事，自然不再顾虑于自身，竭尽全力办差，将所有的阻挠都视为浮云。
延祐二年春，在李孟的主持下，元朝开国以来第一次科举考试终于开始，李孟担任廷试监试官。
科举重开，这消息对于久久压抑于无进取之路的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来说，有着拨云见日，枯木逢春的欣喜。一时间天下风动，士人奔走相告，纷纷投身于科举，“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 。甚至一些南宋遗老，如赵仪可、陈大有等人，都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也抱着“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的心意，出而赴考。
延祐科考，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国族暨诸部”也就是蒙古、色目士子和汉、南人士子。考试科目分经义疑、古赋诏诰章表、时务策论三门——“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 。
经过乡试、会试、殿试，大元朝第一科的考试顺利结束，取士五十六人，蒙古、色目子弟十六人，其余均为汉人和南人。
开国以来第一次科举圆满结束，李孟得偿所愿之余也有着成大事青史留名的得意，专门赋《初科知贡举》诗一首抒怀：
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
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名。
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
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
而早年因谏言武宗不成自行隐退的张养浩，早已被仁宗召回，任命为翰林直学士，改秘书少监。这次延祐复科举，也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参与其事，在考试后提出为了日后更好的收罗人才，可以适当放宽录取分数线，使得很多落榜的考生也获得了官职。这看起来有徇私之嫌，但当考生们向他致谢时，张养浩却一律不见，只是遣人告知：“诸君子但思报效，奚劳谢为！” ——这是效仿千金买马骨的典故，只是为了让朝廷更多获得士人之心，自己毫无私念，一时被传为佳话。
元朝的科举从这时开始，共举办十六次，取士一千二百余人，这和宋、金以及后来的明、清相比，确实少得可怜，用儒士补充官员队伍也是杯水车薪，没能够最终达成目的。但因为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阐释为判卷标准，从而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开了今后六百年“经义取士”的滥觞，对后世影响巨大。而从开科举开始，大元朝廷的向心力也水涨船高，日后到了元末，很多士人自招兵马与红巾军作战，为元朝死节者也比比皆是。
元朝科举和元末士人的故事，在后面的章节中，笔者会详细解说，这里不赘。
【正文】
复开科举，终于在仁宗的乾纲独断以及老师李孟的极力赞襄之下，圆满完成了。从抑制滥赏、滥爵，淘汰怯薛冗员，限制宗王权势，到复开科举，仁宗的作为不能说不多，但要继续去做的事情更多，如整顿吏治和财政等等，都是千头万绪，需要下大精力去做的。
然而，让仁宗恼火的是，一到需要做事的时候，身边的宰辅班子便要出问题。延祐元年（1314），中书右丞相秃忽鲁以灾变乞求罢去自己的相位，按照天人感应的说法，闹灾变是上天警告朝廷失政，宰相为政府首脑，自然要负责。但元朝时期灾变不断，若都按这个做法，恐怕没一个宰相能当够一个月。仁宗开始不准，但秃忽鲁屡屡相求，无奈之下，只得在二月任命左丞相合散继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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