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是一项新的任务，就在沅陵城内。”聂科长严肃起来，随后将情况简单做了介绍。
原来，柯山感到的紧张气氛并不是空穴来风。蒋介石曾在1949年1月21日，鉴于国内形势宣布隐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然而就在十几天前，也就是1950年3月1日，蒋介石以李宗仁赴美疗病不能履行职责为由，在台北宣布复任“中华民国总统”。台湾的党政军警宪特等部门犹如打了吗啡一般，随之高速运转起来，再次筹谋反攻大陆，而大陆的潜伏、流散人员也开始蠢蠢欲动，部分地区还发生了暴乱。
在事后，柯山看到有关资料，才对当时的局势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蒋介石复职后，着重将大陆的土匪武装纳入了“反攻大陆”的总体布局，先后任命胡宗南为“浙江省主席”兼“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负责“秘密策划向大陆东南沿海发展敌后武力”；而“国防部”参谋次长兼大陆作战处处长、“国家安全局”局长郑介民，则直接领导广东方面的匪特游击武装，其头衔为“国防部大陆作战处广东全省游击总司令”，之后，蒋介石又将东南各省游击武装的指挥权交给了他。为了便于工作，郑介民赴香港改组“华南游击前进指挥部”为“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东南执行部”，下设情报、参谋、组织、宣传、联络等部门。另外，针对大陆的情报、破坏工作，台湾方面先后成立“保密局香港训练班”、“内调局干部训练班”、“国防部二厅情报训练班、“反共抗俄训练班”、“中国国民党党政训练班”等。蒋公子蒋经国甚至直接参与主持了“中国国民党党政训练班”工作，设立政研、爆破、游干、情报、电讯等5个分队。蒋经国曾于1925年至1937年期间赴苏联留学，并在苏联军事情报特种学校就读，师从有“苏联特种部队之父”之称的军事破坏专家斯塔利诺夫·伊利亚，后到军事政治大学主修“游击战”。此时，可谓是有了用武之地。
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方面也加强了对台湾情报人员的训练工作，并成立“自由中国运动”组织，主要吸收流落到港澳两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先送往设在日本神奈川县茅奇的总部，再择优赴塞班岛接受美国方面的特种训练，其中就有湘西籍学员，在之后空降到湘西地区时，被一一抓获。
除此之外，还有以香港为大本营的“第三方势力”组织，其中包括由李宗仁遥控指挥的“桂系系统”、被美国间接控制的“日伪汉奸系统”以及“广东军阀政客系统”、“其他小党派组织”等。在李宗仁、“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等人的撮合下，这些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华民国复兴大同盟”，后更名为“反共民主大同盟”。但由于彼此并不买账，纷争不断，最终被国民党分化瓦解，部分人员被台湾吸收过去。
另外，少数打着宗教幌子的国内外人员，也参与了对新政权的情报、阻挠活动，聂科长交给柯山的新任务就是与此有关。
沅陵，在历史上就是整个大湘西宗教文化活动的中心，甚至辐射到四川、贵州地区。早在康熙年间，佛教就在这里建起“云栖庵”，后为“白圆寺”；1803年，修建了伊斯兰教清真寺；1899年，基督教传入此地；1903年，天主教传入此地；道教的历史就更加绵长了。颇为有意思的是，在沅陵县城马路巷同时设有天主教天主堂、基督教永生堂、伊斯兰教清真寺、佛教白圆寺及道教道观（至今尚存，作者曾实地探访），虽然教义不同，却能够同处一巷，堪称中外罕见的宗教文化现象。
柯山曾经走过那条才数百米的巷子，也对宗教建筑毗邻相居的现象颇感好奇，都说湘西“匪风甚炽，安居不遑”“成群劫掠，啸聚为患”，更被视为荒蛮之地，不过，由此也深深感到湘西民风中的包容性。当然，湘西地区也鱼目混杂着一些杂七杂八的会道门，比如一贯道、归根教、西华堂、同善社、宗教哲学研究社、大学道等。
“据可靠情报，”聂科长倒了杯水递给柯山，“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所谓传教士也在蠢蠢欲动，常驻沅陵的天主教湘西区主教、美国人欧克澜便是其中之一。你的任务就是秘密监控他的行踪。”
“我什么时候来报到？”柯山甚至有些按捺不住了。
“这不是正式抽调，你依然在预审科进行日常工作。”
柯山一愣，用探寻的目光直直地看着对方，显然在等待答案。
聂科长笑着说道：“情况是这样的，作为外国传教士，我们一开始对欧克澜的管理与接触相当宽松，因此他已经对我方相关人员很熟悉了。为了实施秘密监控，就需要抽调像你这样的人员来配合工作。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他外出活动时进行跟踪观察。当然，在你的身后也安排有直接办案人员，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们会决定如何处理，你要相机撤离，不要暴露身份。”
“是。”柯山起身立正，接受命令。
“一旦有需要，我会安排小汪去通知你。至于你在预审科的工作，胡部长已经进行了相关安排。只要小汪给你通知，你就立即到指定地点报到。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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