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走,武汉丢了吗?日军打进来了吗?简直乱弹琴!我军还有反抗的勇气和决心,日军的嚣张气焰我们必须要打下去!”蒋委员长愤愤然道,实际上蒋委员长也知道大势已去,日军在进入1939年的一月份几乎是势如破竹,在蒋委员长看来,距离武汉会战结束不过一只指数。
“委座,还请您以大局为重!党国不能没有委座,中国不能没有委座!今天我就是拼着冒犯委座,也要将委座带到重庆!即便是委座将来要怪罪,那也等到了重庆在怪罪雨农吧!”戴笠慷慨激昂,仿佛去赴死的烈士一般,实际上两个人都是心知肚明。
现在委员长的房间内只有两个人,两个人也都知道自己是在演戏,但是他们绝对不会说出来,因为这是个面子问题,虽然都知道,但是还得继续演下去。否则第一个不饶戴笠的定然是蒋委员长!这一点戴笠心中跟明镜似的,所以戴笠才拼命的演下去。
戴笠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任谁看到了都以为是看到了坚贞不屈的忠诚的战士一般,只可惜他只是在拍委员长的马屁而已。戴笠大声对着外面道:“外面的两个给我进来,把委座给我架到飞机上去,出了任何的事情我都负责!”
两个人原本就是军统局的人,他们害怕戴笠的程度更甚蒋委员长,因此这两个人才虎头虎脑的架着蒋委员长一路出去。蒋委员长边走边咆哮道:“戴雨农,你这是误国啊!我蒋某人要誓与武汉共存亡,你这是陷我于不义啊!你现在把我放开,快把我放开!”
走廊里面的人都盯着委座的方向再看,蒋委员长只不过是演戏给大家看,众人其实心中也是心知肚明,但是这场戏你说能不演下去吗?
不过蒋委员长的心中也是颇有点不舒服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刚才那两个愣头青的表现。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对于领袖的尊重,但是他们两个在戴笠一喊道他们的时候,他们居然就直接的把蒋委员长架走了,现在蒋委员长的心中能够舒服吗?
如果有一天,戴笠让这帮人来暗杀自己,是不是他们也眉头不皱一下呢?有些事情往往就是不经意之间就在别人的印象中留下了一丝不爽。这种事情戴笠自然是不知道,戴笠如果知道是这样那简直就一头撞在墙上去了。因为这两个人是受到他的指使的。
虽然这两个人害怕戴笠多过于蒋委员长,但是也不会没有任何的不紧张或者别的什么,戴笠和蒋委员长都是可以*纵他们生死的人,他们两个人的心中怎么可能没有畏惧感呢?只不过戴笠急于表现自己,所以临来之前还特地交代他们,一定不要手软直接把蒋委员长架出去。
蒋委员长是一个身心多疑的人,戴笠在他心中的印象在此刻却是毫无征兆的就下降了一个档次。此刻蒋委员长已经失去了演戏的兴趣,被架着坐在车上,心中却是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当然戴笠的这个表现只是被蒋委员长隐藏在心中,对于戴笠蒋委员长感觉还是可以驾驭的。
日军终于在五日之后攻占了武汉,武汉城内虽节节抵抗,但是无奈日军的气候已经形成,武汉会战的失败是在所难免,到武汉被攻占的那一刻起,基本上就是标志着武汉会战的失败。历时半年之久,双方参与人数超过一百五十万的战争在这一刻也渐渐的停止他们的脚步。
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
总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国,他们的战略物资极度的缺乏,主要依赖从美国等国家进口战略资源如钢铁等,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历史上的日军在“七七”事变时的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也就是说日军要支撑这么大规模的战争,他们的消耗极限也只能维持在这个数字。
然而对于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可惜的是他们的策略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
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日军大本营统帅部的的压力,这个压力也是相当的巨大的。
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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