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青山读完后，戴彰勋一拍惊堂木：“证人何在？”
王兰田急忙跪前一步：“小民系天意德商号掌柜王兰田，是该案的证人。”
戴彰勋问王兰田：“当时你在场，刘掌柜所言是否属实？”
王兰田高声回答：“回大人，字字属实。”
戴彰勋转问被告郑继广：“刘三银状告你殴打刘三银一事，你怎么看？”
郑继广回答：“小民该死，失手打了王掌柜的。小民愿意赔偿刘掌柜的一切损失。”
戴彰勋又问原告：“刘三银，郑继广已有悔意，愿意赔偿你的损失。你什么打算？”
刘三银说：“郑掌柜的确是无意的，我只是在气头上才报了官。其实只是一点小擦痕，小民就不追究了。”
戴彰勋听罢，又一拍惊堂木：“现在案情已经再明白也不过了。原被告双方是因为讨账中不慎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既然原告要求撤诉，那就结案吧。但郑继广失手打人，是不对的，在大堂上也不能不罚，那样有失公允。本官判罚你小米、莜面共一百斤，棉衣、棉被共十套，交到同知署，然后送给灾民，以示惩戒。”
“退??堂！”管带案的衙役大喝了一声。
听到这个审案结果，乌静池虽有些心慌，但也庆幸二府爷没有追究他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的事儿。
忽然，郑继广大声喊道：“二府老爷请留步，小民有还状纸要告三井洋行和巡警局局长乌静池！”
说完，郑继广将也不知是从哪里搞来的状纸高高地举过头顶。
这时，大堂外聚满了满腔怒火的、被洋行骗了的商人们。乌良义也夹杂在围观的商民中间。长期在商界摸爬滚打的他从昨天自己侄子的话中知道今天的事情不妙。那些洋商，官府无可奈何。可自己只是商务会的一个小小会长，同知大人要是收拾自己，那还不跟老鹰抓小鸡似的？所以，一大早，他就灰溜溜地来到了同知署衙门前听审。当他听到郑继广还有状纸要告三井洋行和巡警局局长乌静池时，一下子血往上涌，差点晕了过去。当然，他侄子乌静池更是脸色苍白。
“咦？还要告状？将状纸呈上来！”戴彰勋故作惊讶，又重新坐了下来。
戴彰勋看完状纸，说道：“传三井洋行和新太平洋行的买办！”
不一会儿，三井洋行和新太平洋行的买办趾高气昂地到达了同知署大堂。
戴彰勋在东北同日本人和俄国人以及他们雇佣的买办经常打交道，知道他们的穿着打扮。但他看到多伦诺尔洋行买办们的装束和东北那些人不太一样，甚至是有些可笑。只见他们都是穿着清一色的中式夹袍，夹袍下露出擦得锃光瓦亮的皮鞋。有的买办头上还戴着一顶高高的西洋礼帽，好将辫子盘起来塞进去。还有的买办干脆效法西洋，将辫子剪了去，披头散发的。唯一同本地商人的区别是，本地商人在夹袍外面套一个坎肩，而他们则套一件肥大的西服，不伦不类的。
戴彰勋将他们传到后，问：“知道为什么传你们吗？”
一个洋行买办昂着头，傲慢地回答：“那谁知道？有什么事快点，我们还有事情要办。耽误了洋行的生意，你们负责的起？”
这个洋行买办，戴彰勋见过，他并不是中国人，是三井洋行雇佣的朝鲜人。汉语、日语说得极为流利。那次，在兴隆街烧纸烟时，就是他在说话。
原来，中国甲午战败后，作为中国藩属的朝鲜逐渐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三井洋行便在朝鲜起家。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取胜。三井洋行也就来到多伦诺尔建立分号。同时，受日本殖民统治的这个朝鲜买办也来到了多伦诺尔。由于这小子对日本人俯首帖耳，再加上鬼点子多，让三井洋行赚了不少钱。所以，深受驻在朝鲜汉城的三井洋行总经理松尾臣善的赏识，洋行总经理便让他负责三井洋行设在多伦诺尔的分行。随即，他将他的朝鲜名字改为尻山毅夫，听起来蛮像日本人的。而这时的俄国人却纷纷将他们不容易记住的俄国名字改为中国的。如：图波列夫的中文名字叫王荣珍。后来，尻山毅夫将妻儿也接到这里，并将洋行搬到了老梧桐街中段一座更大的院子里。到1945年日本战败以前，他和他的儿子一直在那里经商。这座院子也成为了日本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阵地。当然，这是后话。
听到尻山毅夫的话，戴彰勋强压心中的怒火。但他清楚，外国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落后封建社会的大门。这些外国列强掠夺剥削的本质使其大肆对外扩张，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并获得海外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对于蒙古地区来说，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日俄战争后两国与朝廷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上面。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了俄日两国的特殊待遇，他们可以在内蒙古地区大量倾销其工业产品，排挤这一地区的中国商人，他们可以不纳税、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多伦诺尔作为蒙古地区的第二大城市，自然成为这些列强们争先掠夺的对象。这些外国列强进行经济渗透的急先锋，如英国的庆昌洋行、新泰兴洋行、怡和洋行，美国的美孚洋行、德成洋行，法国的新太平洋行，俄国的金林洋行，日本的三井、三菱洋行等相继在多伦诺尔开设分号。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和俄国通过谈判，规定东部蒙古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西部蒙古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而处在东西蒙古分界线上的多伦诺尔则成了两国共同利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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