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肖图白指着500多两银子，对着一名贪官面孔道：“值得吗？为了区区五百两掉脑袋？你的正常薪水、奖金一年也有100多两银子吧？再过一些年头，逐渐升上去后，每年合法拿数千两，现在为了区区五百两不但断了前程还要掉脑袋，你是不是蠢死了？”
贪官却是滴出悔恨的眼泪。
这一次廉政风暴，处理的官员和国企管理层达到100余人，掉脑袋的有30多人。其余的，没收非法所得后，再根据情节严重降其行政级别，或是直接开除公职。
这一波廉政风暴之后，李信也不仅心中咱服，就凭肖图白能够弄出这么一波反腐风暴，便非大明传统体制的官僚能比。
而李信担任了廉政部的部长，有点口嫌体正直的，道：“如果我发现有问题的贪官，一定会从严处理，可不会考虑人情，也不认他过去的功劳！”
肖图白肯定道：“发现一个处理一个！”
“好，你别后悔！”李信心中想道，要是有朝一日，廉政部将经济特区绝大多数的官员，都因为贪腐问题搞下台，肖图白还会像现在这么淡然吗？
这一次的廉政风暴，不但刮向了国企管理层、政府官员，甚至连行贿的商人，也纷纷的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比如，有商人通过行贿，获得了天津煤业公司10万块蜂窝煤，每块仅仅1.5文钱，这一价格仅仅是葛沽当地售价的一半，造成公司经济损失150两。廉政部介入此事后，天津煤业公司产生了地震，十名企业管理层皆是被开除。
而行贿的商人，则罚以500两银子的罚单。
那商人叫嚷道：“我一共才获利100两银子，这么能罚的这么重？”
廉政局官员冷冷警告道：“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下次再犯，可就不可能这么轻微了！”
那商人不仅缩了缩脑袋，畏畏缩缩道：“不会了，不会了！对了官爷，要是下次再犯，怎么着？”
廉政局官员板着脸道：“还想再犯？哼！罚金会多的让你破产。或者是列为‘不诚信商人’多缴纳数倍的税收，或是驱逐出境不许在特区经营！”
廉政局的官员，将罚款的收据单递给商人，与此同时将《廉政法案试行草案》文件拿出一份，交给被罚款的商人。
本质上，这一次风波主要的处罚对象的官员和国企管理层，卷入的民间商人不过是6人。
这也是因为，政府和国企中人贪腐容易调查。而很多民间的商人更为狡猾，犯案后往往隐藏的很深，再加上政府不愿意大肆调查、逮捕民间商人，造成市面上人心惶惶。所以，也仅仅惩处了罪证确凿的几名商人，而放过了大多数取证困难的嫌疑犯。
第一百六十章 廉政风暴（二）
总体而言，葛沽经营的商人，本分守纪的还是很多。动歪心思的，仅是极其一小撮。
对于特区政府的廉政风暴所惩处的六名劣迹斑斑的商人，大多数守法商人纷纷拍手称快：“这种害群之马，不值得同情”
“坚决打倒官商勾结，幕后操作”
“大快人心啊，那几个家伙原本就是欺行霸市的混帐”
遵纪守法的商人，尤其珍惜葛沽经济特区来之不易的公平经营环境，也非常支持政府的廉政风暴。
按理说，葛沽经济特区是实行高税率、高租金，但是在这座城市，各行各业的负担反而是最轻的。
因为，商人们只需要缴纳明面上的赋税，以及门店、厂房、办公室的房租，既可以稳定的经营，再也不会缴纳各种“孝敬”。
这种良好的环境，是经济特区之外，很难碰到的。
其他的地区，哪怕是有清官上任，但是清官只能管自己个人，往往是杜绝不了官差们的阴奉阳违。
事实上，封建社会的官府能够调动的民力向来是有限，征收的税率也远远低于工业时代。尤其是明朝，由于朱元璋是社会最底层出身，所以他很情绪化的制定了历朝最低的税率。
以轻徭薄赋称著的汉朝也是之十五税一，而明朝长期奉行的税率是三十税一，说是历朝最低的税率也不为过。
三十税一的比例，在明朝农业税、商业税等等各项税收领域。皆是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税率。
农业税收方面，明廷平均每年征收3000万石粮食，而全国的粮食产量是达到10亿石。税率也才是三十税一。商业税方面明太祖订制祖制为三十税一，万历年间逐渐变成六十税一，年收入低于40两银子的小商人免征商业税。
照理说，明朝实行历朝最低的税率，如果底层官吏真能够按照朝廷的政策执行。百姓的税收负担应该不会太重。
问题是，明朝中后期，士大夫、勋贵、宗室等等免税特权的阶层。大量的兼并了土地，全国八成以上的土地皆是被特权阶层兼并。而国家征收的农业税方面，还是3000万石粮食。
甚至。明朝末年国家不断用兵，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还征收了——辽饷﹑剿饷和练饷。这三饷是万历年间开始启动，到了崇祯年间，三饷最高达到700多万两银子。
即使加上三饷，明朝整体的平均税率也是偏低的。
问题是税收政策，征收不到特权阶层头上，反而向占据80人口，却只占有20田地的底层小地主、自耕农、佃农头上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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