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逼迫农民揭竿而起。动摇江山社稷的，主要不是朝廷和皇帝本人的问题。最重要就是这些底层的地主官绅们，迫使百姓活不下去。毕竟，理论上朝廷的税率是3.3%左右，到了基层哪怕苛捐杂税严重一些，官府也最多能从百姓身上剥掉10%左右的收入。而地主的田租，是剥削掉底层百姓50%的收入，如果再加上高利贷，绝大多数底层百姓只能从自由民变成奴隶。
“王承恩。朕对北方农民起义的问题，近期有所心得。其实，这些农民起义，绝大多数并不是朝廷逼迫，而是底层的佃农和自耕农被富户地主们逼迫。锦衣卫探查民情。很多的造反乱军领也说‘君非甚暗，臣皆昏庸’。而许多底层的百姓，也并不恨朕，反而更仇视当地的大地主。以及和大地主勾结的官绅。”
“自耕农是被一些不良的官吏逼反的，而佃农是被地主官绅逼反的。每到荒年。朕皆是对灾荒地区减税，能够减轻自耕农、小地主的负担。但是对于佃农来说，减税免税的好处，根本落不到他们头上。只有让地主减租减息，佃农才能真正的获得好处。若是朕下旨令地主减租减息，让地主将田租降低到三成，将放贷的年息压低到2成。让底层百姓喘口气，你认为有没有可行性？”崇祯忽然问道。
王承恩震惊道：“这简直是从地主身上剥皮，比之‘官绅一体纳税’这个想法更加不切实际！”
大明的财政问题是，明初制定的税率太低。并且，明朝历代皇帝又喜欢不断对官绅、勋贵们减免税收，令不纳税的人群越来越多，用以笼络官绅士民的心。
对于官绅贵族们的税，一减再减，但是国家总税收变化不大。减了官绅的税，自然要从没有减税自制的小地主、自耕农身上平摊。于是，小地主、自耕农税负越来越重，甚至不少小地主自耕农将土地卖给免税的官绅贵族，主动去当佃农。这样，纳税的小地主、自耕农数量越来越少，不纳税官绅权贵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多。
税收体制的败坏，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
到了明末，官绅权贵们垄断了8成的田地和财富，他们已经成为了不纳税群体。而他们攫取财富的手段，一是田租、二是高利贷。
“官绅一体纳税”若是落实，官绅们最多和老百姓一般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缴纳大明国税，对于地主们来说是九牛一毛。
而减租减息，让底层佃农得利，会让地主年收入缩水五成！
官绅一体纳税，朝廷多收一些税收，最多令地主年收入缩水一成！
崇祯叹息道：“国家最大的蛀虫，实乃官绅！朕知道，但是却动不得，一动，恐怕朕的位置都坐不稳了！”
儒家社会，一向崇尚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士大夫皆是地主阶级，皇帝面对具体某个士大夫，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损伤大批士大夫的整体利益，皇权也会显得非常脆弱。
王承恩沉思道：“肖大人曾经谈及，说官绅地主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自古以来，皇权依仗官绅地主才能维持统治，所以，皇权很多时候只能向官绅地主集团妥协。而能够对付官绅地主的，只能是另外一股新的利益集团。这个新的利益集团，必须与官绅地主们又激烈的矛盾。而新的利益集团，必须必地主集团更为朝气蓬勃。皇权暗中扶持新的利益集团，等到新的利益集团壮大，皇权抛弃旧的地主利益集团，与新的利益集团融为一体。天下治乱循环，便不再是围绕土地展开……”
“新的利益集团是什么？”
“恐怕是工商！不是与地主利益集团同流合污的旧工商，而是新的工商利益集团！或者说，这个新的利益集团是资本！”
“资本降临世间，也不知道是祸是福？”
“奴婢也不知道，但是资本恐怕是比地主官绅更庞大的力量，一旦壮大，便绝不肯退出历史舞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皇权如果不能与资本同流合污，只会被日渐壮大的资本碾压成碎片！”
第二百一十三章 新兴工商势力、宝船、郑家叔侄
工业小区。
众多宦官、商人慷慨激昂的致辞，破土动工仪式正式开始。工业小区，拆迁皇城所建，土地算作皇帝的私人股份，与工商资本合资办厂。这种举措，无疑是千古未有。但是，经过宦官们和蔼的宣读圣旨，充满冒险主义精神的新兴工商资本，开始充满信心。
一般的商人，需要投靠官员作为靠山。而与皇上合股，那么皇帝岂不是他们的靠山。这么一想，商人们念头通达了。
李慎之擦干了额上的汗珠，笑道：“工商之利，十倍于农桑。宋朝时，偏安江南，也能够岁入1.6亿贯。若我大明，能获得宋时财政，有生之年，中兴有望。”
站在李慎之身边的，却是崇祯皇帝身边的贴身太监王承恩。
去年十月，李慎之便奉命到南方组建皇家纺织江南分公司。分公司设立在松江府上海县，起初的成本不过是50万两。但是，凭着公司纺纱机的技术优势，再加上在江南棉花产地就近采购原料，更令江南分公司的布匹生产成本低廉。每匹江南分公司产出的棉布，价格仅仅0.4两银子。而江南分公司低调行事，仅仅通过自己建立布庄销售网点的形式出货，每匹布的价格0.6两左右。如果一次性购买两匹，只需1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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