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麻雀的故事，本质也在说明，德川幕府年代，对于中国的崇拜到了极致。以至于中国的麻雀在日本人眼里，也比日本本土的麻雀要高贵。
中国华侨，这个年代，同样是比普通日本人，身份要高贵一些。
在明朝中期，中国海盗汪直，在日本占据大片殖民地，但是因为其没有占领整个日本的志向，而被日本哪些强藩拉拢。而汪直死后，中国海盗在日本的势力有所萎缩，至李旦时中国海盗在日本虽不再拥有直接统治的地盘，但是却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郑芝龙继承李旦的势力，与幕府的统治者，以及各地大名、商人保持着一定的交情。像郑芝龙还未发家的时候，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生了两个儿子，长子郑成功接回大明准备继承其大明的事业。次子取日本名为田川左卫门，继承其外公田川松的武士身份和郑芝龙在日本的势力和关系网络。这也是郑家在日本贸易上，获得巨大的优势的关键所在。
后世，郑成功反清，甚至能从日本借兵。主要也是因为郑家在日本的关系网非常雄厚。当然了，后来清灭明，忠于大明的郑家败亡之后，日本幕府也转眼翻脸，没收了郑家寄存在日本的上千万两银子。这其实也是日本人崇拜强者因素使然，大明四万军队击败丰成秀吉17万精锐，令日本人崇拜。但是，大明被清朝灭亡，日本人自是不再敬畏。
郑芝豹虽早年读书，后来读书不成，才跟兄长郑芝龙当了海商，也主要以跑日本航线为主，用郑芝豹自然是最佳的人选。
肖图白召见郑芝豹，拿出一份伪造的锦衣卫密信，道：“不久前，我接到锦衣卫日本组织发来的消息，说日本的天主教徒正准备策划一起德川幕府建立以来，最庞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第二百四十章 问策（二）
郑芝豹心中不由一震：“日本天主教徒造反？”
由不得郑芝豹不吃惊。福建郑家以海上贸易起家，郑芝龙当上福建总兵后，靠着朝廷的发放的军饷，也难以养活福建省近5万的水陆官兵。
实际上，郑家招安其实等于变成“官商”，而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军阀藩镇。
古代随便什么赚钱的生意，都必须要找官员权贵为靠山，哪怕一个杀猪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去做，因为杀猪赚的利润比佃农多几十倍，凭什么你一个没有靠山的人，赚这笔钱？…
做赚大钱的生意，最低档次是获得官身的地主，虽没有实权但至少是官了，就方面做生意。像郑芝龙做的生意每年利润数百万，谁不眼馋？
而郑家若仅是海盗的话，内地官府堵绝你进货渠道，那么在海外再交游广阔，也赚不到这笔钱。所以，郑芝龙几乎是冒者被朝廷杀掉的危险，咬牙投靠了朝廷。而海盗投靠官府，在明朝是高风险的事情。
明朝中期，亚洲最大的海盗首领，“海贼王”的原型人物汪直，也是制造种种机会，希望朝廷能招安他，给他一官半职。但是，汪直运气不好，自己冒险上岸，与朝廷官员谈判，却兵部尚书胡宗宪，直接将之砍头。
郑芝龙有勇气去接受招安，可是冒着被杀的风险，甚至很多的海盗们皆不看好郑芝龙的结局。但是，郑芝龙运气不错，招安的大臣是熊文灿，熊文灿对于招安的海盗、贼寇一向讲信用，宽容处理。所以被他招安的一般都能有个出身和富贵。…
当然，明末招安专家熊文灿一生成也是因为招安郑芝龙等等南方的海盗。败则是招安北方流寇张献忠，后来却被张献忠反噬杀死。
这里面，说明了流寇和海盗们的诉求和心理不一样。流寇是没有没有见识，盲目破坏的破产农民。而海盗们，则是游历各国，见识丰富，海上的风险，让他们渴望拥有一个安稳的家。
有后世的结论海盗是资产阶级，革命性不强、妥协性很强。流寇们是无产阶级。破罐子破摔，不怕秩序混乱。
郑芝龙的本钱，比之北方的流寇自是强大十倍。但是，跟郑家混的海盗，追求的是钱财地位。招安更好赚钱，才是海盗的追求。如果郑芝龙招安后又造反，内部很多海盗也不答应。而张献忠等等流寇，造反的时候，四处抢劫富户，日子混的很滋润，招安后靠着朝廷时断时续的微薄饷银，谁能受得了，自然是重新做回流寇去到处抢劫了。
对于大明而言。海贸生意最大的市场，主要的日本的市场。日本底层民生艰苦，但是统治阶层的税收不菲，加上金山、银山、铜山之类的矿藏，日本的贵族们消费能力不逊色于大明的哪些士大夫们。
郑芝龙为首的大明南方海商。七成的贸易利润来自于日本市场。
而崇祯年间，由于欧洲成处于三十年战争，使得欧洲进口大明商品减少。欧洲市场的萎缩，使得日本市场的重要性有提升了几个档次。大明向日本出口产品。至少养活了300万人的产业工人，在这个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17世纪的全世界的产业工人，加起来也不过是千万人。如果日本出现像欧洲那么旷日持久的战争，那对于大明出口业为主的海商和港口城市，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肖图白点头问道：“这一点是肯定的，锦衣卫已经侦破，日本天主教徒，推出天草四郎为首领。并且，日本已经传言，天草四郎是日本的救世主，是上帝的儿子！由天草四郎发动起义，一定能建立人间天国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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