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统计方法》这部西方书籍的意义,主要是用统计学的方法,更精确的研究病因、病例。这种做法,使得医学研究更加量化。增加了确诊概率和治愈概率。比如,一门医学,西方医生能给出统计治愈率35.7%,而中医就不能给出具体的确诊率、治愈率的数据。一方面,中医不讲究具体,不讲究详尽统计。本质上,中医在数学上,就有巨大的缺陷。因为,没有养成用详尽数据去总结分析的好习惯,使得中医自我优化的能力,也显得偏弱。
在天津的医学界,《人体结构》很多的中医们感觉难以接受,并不是这门理论的谬误之处,主要是道德上的问题,这年代的医生,还难以接受解剖人体,哪怕是解剖尸体,也是道德所不能容忍的。当然了,也有一些思想开阔的医生,非常赞赏解剖学,提出将这种学术,融入中华医学系统中。
而《医学统计方法》用数学统计,来研究医学,本质上也是肖图白一再提倡的。
这个年代中华文化,包括医学方面,有着巨大的优越性,所以也是具备“海纳百川”的气度。在认为“蛮夷的学术虽然粗鄙,但也有可取之处”的前提下,以中医为本,但是消化吸收外来的理论。
除了吸收西方此时已经有了医学理论之外,对于前沿的“微生物”、“细菌”等等方面的研究,特区也处于领先地位。
这要得益于显微镜的引进。
显微镜这种17世纪刚刚发明没多久的光学仪器,天津已经完成了从引进到仿制,当然,还是需要进口无色透明的玻璃。
由于能自产显微镜,所以这种工具在天津已经很普及。医院、学校等等场合,提供了2000多具显微镜,供其研究。
研究的成果虽仅限于,证明了水里面、粪便中,以及自然界中,无处不在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可能是导致瘟疫等等传染病的主要原因,逐渐也开始被认知。
而为了令特区的普通百姓特见识水中的微生物,特区的医院组织了宣传科普活动,带着显微镜走村串乡,让许多百姓亲自用显微镜去看水里面的微生物。
于是,很多的百姓纷纷震惊说道:“原来,佛祖说的一杯水中,八万四千虫,是真有其事啊!”
真正的见识到了水里面的微生物后,防疫工作提倡的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知识,也开始深入人心了。
按照17世纪的医疗水平,大多数的传染病。确诊分清,对症下药,其实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任务。所以,疫情应该以讲究卫生,预防、杜绝为主。至于普通人生病,也是早发现、早治疗。一部分怀疑是传染疫病者,则是隔离治疗。
管理此时人口已经超过70万人的大城市,卫生工作,自要认真去抓!
肖图白严重怀疑,历史上。明末清初北京城多次发生瘟疫。可能是城内乞丐太多,卫生环境恶化,细菌、病毒滋生所导致。
天津特区的人口规模,并不下与南京、北京。想要不爆发疫病。最好的办法就的让人们讲究卫生。预防疾病。
为了杜绝疾病的产生。肖图白在特区正规医院的基础上,开设了社区诊所。
社区的诊所采取医疗免费,仅收取一些药品费用。当然了。特区的门诊医院,大多数都是医院的学徒医生,下放到了社区免费门诊医院历练,积累行医问诊经验。要知道,中医的理论讲的太写意,学习起来很很难,必须要不断的行医实践,实践多了,才能领悟书里面的道理。
一名西方的医生,可能十五年就能培养出来。对于医生这种职业,15年培养真是神速了!所以,一般的西医有天赋的话,35岁左右就能成为一名专家了。
中医则是比较悲催了,行医三十年才有可能积累足够的经验,厚积薄发成为神医。但是,才刚刚进入了事业巅峰,寿命就走到尽头,不能进一步发展了。
没有办法,虽然肖图白令特区的医学专家们不断研究,优化中医教育,将医生们能够更快更好的的出师。但是,医学无论如何优化,中医、西医,随便什么医学,大家学的理论差不多,医术的水平高低,都取决于个人的经验和天赋。医学天赋,没法子决定。能决定的,仅是给予医生更更多实习、历练的机会。
用显微镜去普及卫生知识的附带效应,是非常强烈的。除了百姓们由于观看显微镜而眼见为实后,震惊于自然界的微生物,从而养成了讲究卫生的好习惯之外。
天津的一些文化人,对于自然科学的好奇心,开始勾起了!
不断有人求购“显微镜”,准备拿回家,研究一下哪些微小的虫子,效仿先贤去“格物”。
格物,在中国古代,也是一小撮的文人雅士的爱好之一。但是不像诗词书法字画音乐之类的爱好那么普及。
但是,历朝历代总有闲着无聊的无聊的人,格一格物,然后,宣布自己的发现,写入笔记中……
有好奇心的文人,永远不缺!
像宋朝的《梦溪笔谈》,是典型的儒家文人,对于自然科学现象、生产技术各方面皆是进行了一些记载研究。
文人们格一格物,也好!哪怕大多数人是一时心血来潮,说不准,却有某个人灵感大发,有了重大的发现和突破。
西方的文艺复兴之成功,恐怕就在于让大量西方知识分子,将兴趣爱好转移到科学研究方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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