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小林桑为了增加产量，皇家纺织公司增加了大量人手，添置了不少的厂房和机器，所以资金链比较紧张。所以，公司决定必须提高定金的比例，才更优先获得货物……”李慎之沉吟一番说道。
“只要能够拿到更多的货，我可以预先支付1.2万两的货款！”小林惠笑道。
利用外商的定金，加速公司的发展速度，这是大明皇家纺织公司的一项主要的经营策略。作为独立经营的实体，皇家纺织公司进入正轨后，总顾问衙门便很少会主动的输血。相反，等到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还要向总顾问衙门上缴利润的。
正是因为纺织公司要自负盈亏，所以，整个公司的管理层，也是想出各种的经营策略。其中，让客户主动预付订货款，也是一大战略之一。
李慎之点头道：“1.2万两算作50%的货款订金，下一趟过来，支付另外的一半货款，我给你2.4万匹布！”
“拜托了！”小林惠不由喜上眉梢。
第五十章 日本的闭关锁国和朱印船
事实上，中国普通的棉布，运输到日本市场，已经能够卖到2两银子一匹，利润率达到100%！
而皇家布，按照日本市场实际的售价，利润率则达到3000%！
当然了，这笔钱主要是被商贩赚走了，而不是被厂家赚到手。大明皇家纺织公司本身，只追求“合理利润”，比如10%～100%以内的皆算是合理利润。超过了100%的利润这属于暴利，在大工业时代，真正能够长久赚钱的生意，是以合理的利润，进行薄利多销，尽可能占据更广阔的市场，才是王道。
日本商人小林，将2.4万匹的皇家布贩卖到日本，相当于贩卖72万普通布匹的利润。之所以有这样的暴利，这是因为日本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有关。
日本德川幕府统一全国不久，便逐渐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对少数的商人发放“朱印船”资格。拥有朱印船资格的商人不过是二三十家，海外的商品进入日本市场非常罕见。因为物以稀为贵，海外的商品贩卖到日本市场皆能够获得暴利。
小林惠就是幕府特许的朱印船商人。
凭借着这种特许，使得他能够赚取比日本普通商贩，高出百倍的暴利生意。在大明与日本航线来回一趟，就能够赚取几十万两白银，这等生意的暴利，甚至与一名中等规模的大名利益差不多。
除了实行朱印船制度，对日本商人的外贸行为进行限制。幕府也限制外国商人，尤其是西方商人到日本贸易。因为，荷兰、葡萄牙人为了商业利益，经常向大名出售铠甲、刀剑、火枪之类的武器，令幕府非常头疼。
尤其是在几年后，岛原之乱时期，日本数十万天主教徒起义，使得日本幕府觉得西方的宗教思想流入严重威胁了幕府统治，所以开始驱逐荷兰人、葡萄牙人，禁止西洋国家与日本进行贸易，避免西方的宗教思想和武器的流入。
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比清廷康熙年间的闭关锁国，还要早五十多年。两者的目的惊人相似，都是为了愚民以利统治！
不过，日本的闭关锁国不利于西方商人，但是对于中国商人却是大大有利的。事实上，幕府闭关锁国的两百多年内，对中国商人依然保持着极大的开放。在实行闭关锁国的幕府年代，中国商船航行到日本港口，却经常会受到隆重欢迎。
只不过，在中国历史上的满清朝代，也展开了闭关锁国。并且，日本认为大明朝代表的是中华体系的正统，所以拒绝向满清朝贡。之后，双方一直保持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度。一直到了近代，随着清廷的愚昧落后，使得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后，已经经常在报纸上自称为“中华”和“中国”，而将中国称之为“支那”。从那一时刻开始，其实已经看出了，日本对征服中国的野心。
令人抓狂的是，历史上不只日本一个国家妄想自称“中国”，连朝鲜、越南等等众多的儒文化国家，都曾自称“小中华”、“小中国”，并以“小中华”之类的称呼为荣！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封建王朝“中国”的称谓，并不是普通国家能够承担得起的，而是儒家文明圈的“宗主国”才有资格是“中国”！
在封建时代，“中国”这个称谓就已经是牛逼哄哄令人仰视。
不过，到了几百年之后“中国”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名词了，而失去了盟主国、宗主国的涵义。
在李慎之与日商谈成了贸易后，天津市舶太监陈观鱼却是刚刚出海归来。那陈观鱼自担任天津市舶太监以来，不但市舶司的税收不但增长，而且北直隶和山东的商品对海外的贸易额节节升温。
比如，大明皇家纺织公司便是受益于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
于此同时，陈观鱼更是建立了天津渔政局，这渔政局组建后，斥资数万两资金，购买了两艘400料座战船，以及十多条小艇。
平时天津渔政局的官兵，比天津水师更勤快的出海操练，虽未与敌展开过海战，但却是拯救遇海难渔民十多人次，因此渔政局在渔民、商人中，口碑倒也非常不错。
听闻李慎之刚刚与日本商人谈成了一笔生意，甚至拿到了1.2万两订金，用这些钱生产2.4万匹布，基本上可以说是拿客户的钱，去组织生产。等到客户前来拿货时，再付出的钱，则是纯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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