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做法，现代的名词是“以战养战”，而岳飞把它称之为“资粮于敌”。
岳飞和戚方的兵力相差不远，都是一万多人，但是交手才发现，两军的战斗能力根本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戚方的军队一触即溃，完败于岳家军。
对上这帮如狼似虎的岳家军，逃跑是没有出路的。对于戚方而言，只有两个选择：投降或者自杀。
戚方选择了投降，不过他耍了个滑头，不向岳飞投降，而是逃到张俊的营房处向张俊投降，同时还献给张俊六千名精兵六百匹战马和金银财宝不计其数。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四：戚方以所部赴行在时方引兵犯安吉县之上乡浙西江东制置使张俊以兵讨之或言上乡路狭不可行兵俊乃遣其将王再兴招之会统制官岳飞追袭其后方无路进退始诣俊乞降方上兵簿有马六百匹所献金玉珠珍不可计时人为之语曰要高官受招安。”
这种摘桃子的行为其实是相当的恶劣。
张俊也知道自己的行径坏了规矩，于是在军中宴请岳飞赔罪。
好歹也是上司，岳飞到了张俊的营中，喝骂了戚方一通，然后与张俊相对一笑，就此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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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四章：打死也不出兵。
金兵刚刚退走，以文官为主的建炎小朝廷又经历了一场风波。而这场风波的主角是在高宗逃跑中立下大功的宰相吕颐浩。
江南地区重新得到太平，高宗皇帝和建炎朝廷自然是要收拾山河，重整旗鼓，恢复统治的秩序。
如何恢复秩序，关键的核心在于一个“钱”字。
连续几年的兵荒马乱，建炎朝廷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度越来越低了，很多地方政府和诸如漕运等地方势力越来越不听话，屡屡截留税收不上缴，给朝廷造成很大的困扰。
吕颐浩为人刚直性急兼且暴躁，即便是对着叛军的刀枪也敢大声叱喝，更何况如今是太平时日。
于是吕颐浩接连下了几道命令，实施“财源确保政策”，把盐铁等重要物资的专卖，经制钱月桩钱等的征收管理，全部纳入朝廷的管制范围。
结果是，这些政策一出，引来了无数反对的声音。
站在朝廷的角度，吕颐浩的政策没有错，错就错在朝廷的管制力量太弱了，而且吕颐浩实施政策的手段也略显粗暴。
实在没办法，高宗皇帝唯有罢免吕颐浩的相位，把年仅三十一岁的参知政事范宗尹推上了宰相的位置上。
建炎四年五月，即岳飞收复建康府的当月，高宗皇帝依据宰相范宗尹的建议，陆续在淮南东酉路，京西南北路，荆湖北路和陕西的一角。划分成若干个小军区。每个军区设立镇抚使。管辖两个至四五个府州军的防务，并兼管民政和财政。
镇抚使是个新的名称，相当于唐朝的藩镇。只不过藩镇割据最为老赵本家所嫉讳，就换一个叫法而已。
这样的镇抚使辖区建炎朝廷封了约二十个，委任镇抚使三十余人这些地区大多是被盗匪土豪溃将摄官等所占据，朝廷的话语权不大。范宗尹认为，此种措置虽“稍复藩镇之法”，却是抵挡金兵的“救弊之道”。
其实。范宗尹的主张纯属消极防御性质，根本不是规划克复故土的深谋远略。
上述地区饱受战祸，经济凋弊，加之各镇抚使辖区不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即使是单纯的防御，也不可能有效抵抗金兵。
更何况镇抚使们的成份复杂，人心各异。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们或叛变投敌，或火并被杀。或战败牺牲，或丧失辖区。种种结局，难以概述。
这就是所谓“救弊之道”的历史见证。
在这场分封大戏中，岳飞也凭借他过往的功绩分到了一杯羹。
建炎四年七月，朝廷把岳飞提升为官武功大夫昌州防御使，并任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
从官位的角度，武功大夫比原来的武德大夫高一官，但按“双转”制度其实是半官，而防御使双比刺史高两官，岳飞的虚衔算是连升三官。
在这之前，岳飞也曾经给朝廷上过一个奏折，申请镇守淮河流域，因为淮河流域是金兵南侵入寇的必经之路。
朝廷关于岳飞差遣实职的新命，大约是考虑到了他本人“乞益兵守淮”的请求。可惜的是，朝廷已在淮南地区至少分设了八个镇抚使司的辖区，所余的地盘有限，便选择了通州（治静海，今江苏南通市）和泰州（治海陵，今江苏泰州市）作为岳飞的辖区。
岳飞能够分到这杯羹，除了自身的功劳外，也得到外力的帮助。
首先，以绍缉为首的大批江浙儒生不断给朝廷写信，推举岳飞；绍缉甚至跑到了宰相范宗尹的府邸中，为岳飞争取。
其次是张俊的推举。张俊之前接纳了戚方的投降，摘了岳飞的桃子，如今也乐得还给岳飞一个顺水人情，亦属正理。
作为当时宋朝军事的三巨头之一，张俊的说话还是很有份量的。
《宋史》卷三六五：张俊自浙西来，盛称岳飞可用。
能够成为诸侯，号令一方，其他人当然会志得意满。但是对于岳飞而言，这样的安排没什么意思。
原因很简单，通州和泰州地势偏僻，处江海一隅，不是战略要冲之地，这与他“乞益兵守淮”的本意其实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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