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之前与秦桧的私下协定，高宗皇帝只得批准王庶所奏，撤销了他的职务，改由秦桧的死党孙近来担任枢密副使一职，这也是秦桧的主意。
到这里为止，秦桧的梦寐以求的独相终于成功了。
可以说，赵鼎和王庶的先后自动辞职，间接帮助了秦桧成为南宋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独相，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根据宋朝的官制，宰相的权利被分为左右仆射、参政知事和枢密使三大部分。这种制度的设定，就是为了防止宰相权利过大。
虽然高宗皇帝自己违反了组织原则，私下给了秦桧一部分他不该有的权利，但是，假如赵鼎和王庶两人坚决不辞职，起码能对秦桧有所制约。
遗憾的是，他们两人都选择了辞职和不争。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为什么要不争呢？
是的，孔子是说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可是，在《论语？泰伯章》中，曾子也曾经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按照曾子的说法，赵鼎和王庶就应该坚守岗位，与秦桧死磕到底。方正他们两人又没有犯什么过错。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假如。
而赵鼎和王庶不争的结果，直接成全了秦桧成为独相的愿望。
秦桧的这招“釜底抽薪”确实厉害。一下子就解决了高宗皇帝的几位丞相，但是秦桧漏算了一点------其他文武官员和广大百姓们的反应。
张通古的四个条件实在是太过分了。面对如此的奇耻大辱。很多稍有血性的官员，无不怒火满腔。
最先提出抗议的是江南重镇平江府的丘知府。
当金国的特使团到达了平江府之后，知府大人带头绝决招待。
想叩拜，做梦！
说我不称职吗，可以，我辞职。
这可是一省之长，堂堂封疆大吏的举措。而随着他的辞职，一场空前强烈的官场风暴席卷了整个南宋朝廷。
先是军方的大佬站了出来。
这一次韩世忠忍无可忍。率先发言。
“今国家避地东南，目前军势贼尚提防，虽谋吞并，未敢轻易深入，故用此谋，诈许交还陕西，意望移兵就据。分我兵势。其贼必别有谋画，志在一举，次要倾危本朝，绝彼后患。况陕西诸路，出兵产马，用武根本之地。岂肯真实交割，资助我用？显是巧伪甘言以相诳赚。切恐使人暗赢陛下礼数，轻赐许诺，传播四方，人心离散。士气凋沮。事系安危，在此一次。委非细事。”
除此之外，韩世忠强烈要求立即开战。他再次强调，要去最紧要的阵地。
高宗皇帝压下奏章，不予理会。
见此情形，韩世忠要求单骑入京，当面陈述。
高宗终于回话了，要他老实待在驻地，不许移动，并且预先给了他个任务，金国的使者回国时，由韩世忠部派军队护送。
这是秦桧的意思，让韩世忠想劫持使者的机会都没有，除非他想监守自盗。
岳飞就不用说了，他在这方面从来没有让高宗皇帝满意过。
在新任首相秦桧大人的唆摆之下，这时高宗皇帝考虑的是如何去提防岳飞，以免让岳家军变成淮西军第二，变成一支叛军发动政变。
前首相李纲的上书引发了第二波的反抗高潮。
李纲在奏章里写道：“……金人变诈不测，贪婪无厌，纵使听其诏令，奉藩称臣，其志犹未已也。必继有号令，或使亲迎梓宫，或使单车入觐，或使移易将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赋，或朘削土宇。从之则无有纪极，一不从则前功尽废，反为兵端……”
对于李纲的奏折，高宗皇帝在绍兴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发出了一道诏书：“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汛扫，兄弟宗族未得聚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就和。在廷侍从台谏之臣，其详思所宜，条奏来上，限一日进入”
高宗皇帝本来是想群臣能够上点同意议和的奏章，以此来拥护自己的决策和平息这次群臣百姓之愤。可没想到引发起反对议和的大高潮。
吏部侍郎晏敦复上书。
权吏部侍郎魏矼上书。
吏部员外郎许忻。
胡埕、张扩、凌景夏、朱松、常同、范如圭联名上书。
户部侍郎李弥逊上书。
监察御史方庭实上书。
等等
一时间，朝中文武百官的上书象雪花一样送到高宗皇帝的手中。这些上书都表达着同一个意思---停止和金人讲和。
在这一轮的上书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的奏章。
胡铨的说法是：“……陛下一屈膝，则祖宗社稷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仇敌而使之拜，则怫（音符）然怒；堂堂大国相率而拜仇敌，曾无童稚之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藁（音搞）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倍。不然，臣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而求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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