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十大关系问题”，这是对哲学思想的“新发展”。（3）在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问题、党内关系问题，这又是“在新条件下对不断革命论，对党的建设的进一步发展”。（4）在“再论”中又提出两种性质的矛盾及其转化和十月革命道路等“许多新的理论问题”。
三月十五日，被任命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三月十八日，出席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召开的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并作长篇报告，大讲“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
四月，通过曹轶欧（当时任中央党校短训班主任）干涉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他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
六月二十二日，出席北方昆剧院建院大会。会上，康生进了贺信，题了词，并看了各场演出。他对传统老戏甚为夸奖，并带头鼓掌。
六月下旬，对整风反右运动，表现出出奇的激进，硬说中央党校学员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右派言论。
六月二十八、二十九和七月一日，连续三天召集政治教师进行座谈。
八月六日，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第五届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
八月十七日，出席北京市委和高教部召集的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会议，并作长篇报告，主要讲在反右斗争基本告一段落之后，高校的政治课要暂停，要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
八月二十二日，在音乐堂向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作问题解答报告，主要讲在大专学校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目的和要求。报告中极力赞扬“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这十六字方针，说这一方针是“高级党校经过长期摸索制定的”，也是“党中央经过长期摸索”才定下来的“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方针，它“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各个学校”，它是“政治教育工作的普遍真理”，“任何地方，任何学校，不应该对这一方针发生动摇”。
九月十九日，写信给教育部，责令其加强对《人民教育》杂志的领导。
十二月二十三日，出席中宣部召集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他说：“以整风运动形式学习马列主义既是正规的，又是系统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宣部召集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作总结报告。
在报告中反复批判所谓把社会主义课程看作“非正规、非系统”的观点，批判所谓抱着“教学大纲”不放，而拒绝讲主席报告的错误倾向。报告中还说：十六字方针“过去适合，现在也适合，它是普遍真理，党章总纲就是这样规定的”。它“不仅是教育方针、党的全部工作也是这个方针”。“十六字方针就是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提到的那个方针，对十六字方针，不能有另外的解释”。
一九五八年六十岁
一月上旬，先后出席了党中央召开的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
一月中下旬，到四川视察。其间，九日出席云、贵、川三省党校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十一日在四川省高等院校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十二日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一月底，由川返京。途经武汉时会见李达同志。当李达同志谈到武大哲学系准备开设“毛泽东哲学思想”课程时，康说：“你叫这个名宇，如果让主席听到恐怕不会赞成，不如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二月九日，周恩来同志召集出席第一届第五次全国人代会的高等院校负责人、教授开座谈会。
二月九日至十一日，出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
划小组成立会。
三月上旬，出席成都会议，又一次听取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的批评。
三月十九日，动身去东北参加杨靖宇同志的安葬仪式并视察东北各高等学校。
三月二十日，出席沈阳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三月×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视察并讲话，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上的大革命”，通过这个大革命，“要做到又生产，又学习；又是学生，又是工人；又是学校，又是工厂”。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这个概念改变了”，也可说，“某一种形式的学校消亡了”。
三月二十九日，在辽宁大专院校院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他在沈阳各高校看到了“双反运动”、“勤工俭学”、“教育大发展”等许多“新现象”。同时，他还解释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方针说：“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概括起来就是三个教育，一个目的，四个要点”。所谓“三个教育”，是指“德育、智育和体育”：“一个目的”，是指将受教育的人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四个要点”就是指“勤俭建国”、“团结奋斗”、“要有远大理想”、“不要以为社会主义什么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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