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一日，到同济大学视察，并发表讲话。宣传：“上海的房子要改造，工人要集中住宿”，说“这是共产主义的尖端问题”。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出席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即武昌会议。
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同意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并针对当时的浮夸风，提出了“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情神”问题。
一九五九年六十一岁
一月十二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主要讲五八年教育战线的成绩和五九年教育工作方针。说五八年在教育上取得了五项重大
成绩：（l）从政治上、原则上确定了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即两结合）；（2）
确定了党对教育的领导权；（3）实行了两条腿办教育的制度；（4）推行了
全民办学的方针；（5）参加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关于五九年的工作方针，“主要是把五八年确定的方针具体地贯彻到各个方面，要抓巩固、调整、提高，在下放的基础上抓统一管理，集中领导，克服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
他说：“如说去年是大刀阔斧，那么今年要来个精雕细刻”。
一月二十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集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抱怨人们不敢提“苦战五年，建设共产主义大学”的口号，叫嚷“我们应该象马克思一样，允许讲胡话。”
一月二十五日，出席中央召集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压缩空气已有二个月，现在还要鼓足干劲”，但一再强调“搞建设，向自然开战，也要调查研究”。
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五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二月二十二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即日复会（注：该会因中央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暂停一段）。康生又到会讲话。他说，五九年的学校教育要两条腿走路：一是“劳动不要泄劲，还要鼓劲”，二是“有计划的抓理论问题”。
这次讲话，改变了他前两年一再鼓吹的所谓整风运动、时事学习也是“系统的、正规的马列主义教育”的提法，承认五七、五八两年“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不够”，提出“学校要考虑（恢复）四门（理论）课”，“要建立一批专业理论队伍”。说“马列主义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丢了这一条不行”。
三月一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学术批判和讨论问题，提出“今后应有计划、有政策、有组织、有领导地对待这个问题”。
三月×日，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康生被任命为编委会
副主任，并着手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与此同时，中央文教小组决定下设一个“理论小组”，其组长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兼任。
四月二日至五日，出席党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和通过了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候选人的提名。
四月十五日，出席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
四月十七日，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和全国第三届政协委员会。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
四月二十一日，在学习会上作《关于善于观察形势问题》的报告。
五月八日，在学习会上谈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五月十一日，又一次作学习问题的报告。主要讲理论问题、形而上学问题以及理论的发展形势问题。报告开始，他见有人录音，立即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我有三怕：怕录音。怕笔记、怕记口号概念”，因为“任何报告都是针对当时当地的一种说法或发言，离开那时的情况，（就）不一定对。我今天讲的话，明天我就不认帐。所以，录音也没用”。
五月十六日，又作理论问题的报告，主要讲“理论联系实际问题”。
六月初，观看北昆改编的《渔家乐》。看后，他就北昆剧院的大胆改革大发雷霆，指令“今后不准演出新的《渔家乐》，只准按老样子演几折旧的《渔家乐》。”
六月中旬，去庐山参加八届八中全会预备会。
六月二日至十六日，出席八届八中全会。会上，康生对自己到处鼓吹“胡搞胡闹”、“讲胡话”的错误不但不作任何检查，反而从“理论”上批起讲老实话的彭德怀同志来。
八月二十四日，出席刘少奇同志召集的扩大的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
九月，撤回他在五六年九月提出的关于“召开戏曲表演技术会议”的提议，说：“再开就被动了”。与此同时，他开始到处搜罗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对象。
十月五日，向毕业归国的留苏学生作报告，介绍建国十年来阶级斗争情况，说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仍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主要是从政治思想范畴来说的，不是从经济范畴来说的”
十月中下旬，搜罗到杨献珍同志在全国文联会议上的讲话和同抚顺党校的谈话，硬说这个讲话和谈话是“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责令中宣部、高级党校要对杨的这些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进行批判十一月十五日，参加陈伯达召集的编写哲学经济学教科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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