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指示”，是一九三五年六月由莫斯科发出的。其要点是：现在苏联不能帮助你们东北，中央也不能援助你们东北，你们要“保存实力，待机而行”，“如实在坚持不了，可以撤出根据地到别的地区活动”，“东北农村可以将小屯并为大屯”，云云。
这个指示，散布了悲观情绪，借“保存实力”为名，分散东北党的力量，取消东北游击战争。所谓“东北农村可以将小屯并为大屯”，正好符合了日1 延安中央党校第五期学员李一夫同志揭发。
2 见1981年2 月4 日4 工人日报》所载王震、廖承志等《回忆与继承》。
寇搞无人区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取消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能。从这封指示信看，王明、康生又从极左转到了极右，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
当时，东北党接到这封指示信，立即在黑龙江省诸河县开了一个会（即东北历史上有名的帽儿山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这封“指示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示坚决反对，并作出了拒绝执行“指示”的决议。但是，大权在握的王明、康生，首先将“王、康指示”的
坚决反对者赵尚志同志开除出党，接着又将东北党的干部分期分批调往苏联，长期进行迫害，致使东北的党和军队均遭严重破坏。本来，我们的东北有辽阔的土地，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者的广大群众，地形复杂，
有利于建立抗日救亡根
据地，可是长期建立不起一块象样的根据地，就同“王、康指示”有密切关系。康生作为王明的国际伙伴，在东北所犯下的这些罪行，任凭他怎么狡辩、耍赖，都不能抹杀铁一般的事实。
第五，借苏联“镇反肃托”之刀，捕杀残害我在苏联的共产党员。关于这个问题留在后面专章评述，这里从略。
从上述事实来看，人们不免产生疑问，康生本来投机起家，善于见风使舵，而且已经尝到了甜头，可是，为什么在遵义会议之后，康生不但没有马上“反戈一击”，甚至在四、五年之后都没有明确表态，而且在莫斯科如此，到延安之初也是如此呢？难道康生真的对王明表现得如此忠贞不二，
没有一点“灵活性”吗？不，这里关键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情况没有改变。当时共产国际还是全力支持王明的，而王明在共产国际中还有显赫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一心向上爬的康生，当然还会以王明的是非为是非，抱他的粗腿。在他看来，紧跟王明，就可稳步上升，只要王明这个靠山不倒，门庭是不能轻易改换的。实际上，康生死盯着不放的是权力和职位，始终不变的是他的野心！
第八章借题目搞陷害
康生到达苏联的第二年，突然发生了基洛夫被杀事件。不久，苏联宣布此事系由托洛茨基派所干。于是，在苏联全境之内迅速掀起了一个“镇反肃托”运动。这一运动，无疑打击和镇压了一些真正的敌人，但也确实冤枉了不少好人，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正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称之为“大疯狂”的时期。
康生在国内就曾利用领导错误，趁火打劫，混水摸鱼，而且从中捞到了“好处”。对于苏联这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当然要重操故技，再次陷害别人以抬高自己。事情也就这样发生；正当苏联“镇反肃托”运动刚刚发动的时候，康生就闻风而起，伙同王明迅速成立了一个所谓肃反办公室，按照苏联的规格，在中国共产党旅居苏联的党员干部中，也要照样搞一个“镇反肃托”运动。本来，康生自己的历史就不那么干净，但是由于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运动的领导权，从而使他不仅不受审查，而且还能审查别人。康生正是利用这个方便条件，打着“肃反”的幌子，以“叛徒”、“特务”、“间谍”、“奸细”、“托派”等等罪名，通过苏联公安机关任意捕杀大批好同志。这那里是肃反，这纯粹是借肃反之题，达其杀人灭口、排除异己的目的。康生认为，地处异国，知者甚少，又无从查对，实属秘密，怎么会走漏风声呢？任何干见不得天日的罪恶勾当者，都以为神鬼莫知，藏起屠刀，就当菩萨！可是，血债，总不会在历史上自行消逝的。当时旅居苏联的同志中还有幸存者，他们现在仍还健在。他们共同回忆了当时康生借题害人的情景。有的同志说：当时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中，经常有人失踪或被捕。这些失踪或被捕者，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劳改，有的至今下落不明。例如：一、肖寿煌、武胡景、欧阳新等四人的被害。肖寿煌，广东人，一九三二年到中共中央某机关工作。武胡景，又名林大生或吴福敬，山东人，曾任山东省委书记，一九二九年调中央组织部工作，一九三一年调东北任北满特委书记，一九三二年调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一九三三年复任中央某机关负责人。欧阳新，又名王子春，化名老大，湖北人，一九二九年前曾去苏联学军事，一九二九年后在中央某机关工作，曾任某机关二科科长。
还有一位，也是湖北人，详情不清。他们四人于一九三五年春受中共中央某机关所派，去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六年，皆以“托派”“特务”之名被捕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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