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所谓托派“中央”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经国民党政府中亲日派唐有壬介绍，同日本侦探机关进行“共同合作的谈判”之事。事实是这样的：该“中央”成立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但是不久因内部有人告密，除陈独秀、彭述之等四人外，全部“中央委员”被国民党逮捕，因而，托派“中央”受到严重挫折，处于瘫痪状态之中。一年后，陈独秀才把它重新整顿起来。但是，接着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这个新的“中央”的大多数人，包括陈独秀、彭述之在内，又被蒋介石逮捕入狱。所以，在“九一八”前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陈独秀、罗汉等人一直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到处躲避特务的盯梢监视，怎么会自投罗网去找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唐有壬”作介绍人，同日本侦探机关进行谈判呢！
其次，所谓唐有壬的“亲日派”问题。唐有壬的确是一个“亲日派”，但是，他成为著名的亲日派人物，那是一九三二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秘书长以后，特别是一九三三年八月，作为汪精卫的副手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以后的事。在这之前，尤其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那个时候，连后来成为中国最大亲日派头子的汪精卫，为了利用人民抗日运动，与蒋介石争夺权利，也在争抢“抗日”的旗子，更何况唐有壬呢？既然“九一八”时唐有壬还在争抢“抗日”的旗子，何谈“亲日派唐有壬”呢？又何谈托派“中央”“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同日本侦探机关进行谈判呢？
值得注意的是，康生在一九三八年的编造中所安排的唐有壬这个人物，不仅与事实不符，更重要的是用心甚奸。唐有壬早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蒋汪矛盾中被刺身死。康生特把这个幽灵请来，扮演“亲日派”兼“日本侦探机关代表”这个决定性角色，无非是想来一个“死无对证”！
再者，所谓“谈判的结果——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问题。康生在“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这句话上特意加了引号，以告诉人们这是有根据的。根据在那里呢？就在康生制造这些谎言的那篇又臭又长的文章之中。那篇文章中写道：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托洛茨基匪徒在他给平行总部的信中曾明
确的指出：我们应将库页岛之煤油让与日本……，同时也绝对不去阻碍日本去侵略中国“。很明显，所谓”不去阻碍日本侵略中国“一语，就是从托洛茨基给平行总部的信中偷来的。这么说来，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给他俄国信徒的指示，却早在一九三一年就被中国的陈独秀们执行了。
可笑之至，真是令人惊奇！
关于陈独秀每月接受日本“三百元的津贴”之说，也同样是荒唐的。康生此说，显然是在重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对陈独秀的诬陷。可是当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的同时，王明又在一篇文章中谈了另外一个情况。“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维烈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贴。”1 人们不禁要问：收买“托匪”的骨干分子每月花五万元，而收买他们的“匪首”却只要三百元，前者为何如此“昂贵”，后者为何如此“价廉物美”？这除了王、康之流胡诌瞎说之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其实，当时陈独秀一篇论文的稿酬就得三百元。而且，他在狱中和出狱后，贫困交加，有好几个在国民党内做官的学生经常送钱给他，他一般都不收，收下一些，也都是接济别人。所以，陈独秀一直被认为清高而著称，社会影响并非一般。因此，康生的诬陷文章一出，立即受到舆论界的广泛谴责，说“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2最后，从陈独秀对日寇侵华战争的一贯言行来看，康生的编造更是荒诞无稽了。
“九一八”事件刚刚发生，陈独秀就在托派“中央”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出要组织工人和学生“检查队”，以使排斥日货“收实效”；指出对日之战是“革命战争”，必须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3当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一年底制造“一二一七大血案”时，陈独秀主编的《热潮》杂志，立即编了一期“一二一七血案专号”。陈独秀亲自撰文猛烈抨击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血腥罪行，有力地戳穿了当时蒋介石下野退居幕后，由汪精卫出来鼓吹“民主政治”、“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继续推行卖国政策的阴谋，热情歌颂了学生的革命行动，指出“只有‘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求生救祖国危亡之可能；非‘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北三省，更进而断送全中国”！“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这一‘越轨行动’乃是必要的”，“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看来，没1 《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载延安《解放》杂志第2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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