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忠实的共产党员们……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无产与非无产
的思想斗争,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去反对党内一切公开的暗藏的投降主义。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将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隐藏的一切奸细清除出去。“
“延安发现了这样多的侦探奸细,所有的同志要警惕到,过去的麻木不仁及对反革命分子的自由主义,对党的危害是何等的严重!现在,要提高你们的警惕性、责任心,学会与一切反革命斗争的本事,要发挥你们最大的积极性,帮助那些愿意向党坦白的人向党悔过,挽救他们离开敌人的第五纵队的陷饼,这是你们神圣的责任”。……
康生的讲演,又是诱骗,又是高压,一会儿象个狼外婆,慈善得很;一会儿象只老虎;口沫四溅,凶得要命。把满腔热情的革命青年,弄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串串的煽动家的辞藻,充满了数不清的阴谋家的废话!
在这个报告之后,各机关、学校,普遍地开展了“抢救运动”,到处开“抢救大会”、“规劝会”、“坦白会”。整个延安和边区,特务多如牛毛,没有任何机关和单位是纯洁的,都钻进了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CC”、“复兴社”、“汉奸”、“叛徒”、“红旗党”、“坏人”等等。……康生所说的第五纵队已经打人了整个延安和边区。康生说得有名有姓,活人坦白,材料具体;讲的活灵活现,听的不知底细,真是草木皆兵,里应外合,配合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形势之危机,人心之不安,使人感到严重的恐怖气氛。
所谓“坦白”。就是突然袭击,强逼着你说假话,承认自己是特务,承认到延安搞破坏。所谓“规劝”,就是逼供,诱供,指供,软的硬的一切手段都用上,把原来设想的意图,让抢救对象自己说出来。大会、小会、个别谈、小组帮,都是为了“挖掘”特务,挖得越多,成绩越大。所谓“坦白大会”和“控诉大会”,就是康生搞的“典型引路”,用逼供信的办法,让挖出来的假特务登台报告和控诉,用来推广这种经验。
康生说,到延安来的广大青年和干部,有百分之七十、八十是政治上靠不住的,是各种各样的特务和坏人!在他的领导下,按这个指标去抢救“失
足者“!有的单位除少数人以外,几乎都成了被抢救的对象,甚至把大部分人打成了”特务“。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抓了一百七十个”特务“,关中师范参加整风运动的八十八人,挖出六十二个”特务“,绥德师范挖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延安警卫团竟然挖出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是国民党特务!陇东一个县,在不到两周时间,挖出了二百多人的”特务系统“!就是中央秘书处,只有六十多人,也挖出了十多个”特务“。以挖特务多少来证实康生的成绩和情报的”正确“。
这些“特务”是怎样挖出来的呢?
康生从三十年代起,就和王明一起在干部队伍里专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借审干肃反,把同志诬陷为敌人,是他们的专长,颇有经验。他干这种行当,象蒋介石一样,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这里通过康生在《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公开点名的几个“特务”看看康生的“杰作”吧!
许遇之同志自己说:“我一被关起来,他们就异口同声地说:”你的问题,康生早就知道,你是大特务,是汉奸,不承认是不行的‘。……“逼得受不住了,就承认了特务,按照康生的要求编自己的历史。最后,党给许平了反!
杜征远同志揭发:“一九四三年河南省委奉命由陕西马栏镇撤回延安。
当时我是河南省委地下交通科长,被调回延安中组部。调回不到一个月,就把我关进一个窑洞里,说我是特务。大搞逼供信……威逼说,河南省委都有问题,就是你是好人?河南省委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你是交通科长,能没有问题吗?河南省委是红旗党、是假党、是红皮萝卜,是国民党搞下的党。你家属是由敌占区来的,不是敌人派来的是什么?“
肖煌(黄达生)同志揭发:“当时,我在延川县任银行办事处主任,正在开展工作之际,突然派来武装人员,把我押回到陕甘宁边区银行,要对我进行‘抢救’,责令我到大会上交代问题,接受批斗。经过几次批斗,我逐渐明确押我的理由;(1)因为我的生母是日本人。(2)我是从后方来的,关系复杂。(3)我是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接触面广的目的何在?(4)延川银行办事处一起短款三千元事件,未予查清(后来查清系会计记错了帐)。
这就是他们怀疑我是“日本特务”的证据。转入小会对我进行围攻,软硬兼施,逼供、诱供,并以短款三千元要杀头来威胁。“
彭尔宁同志说:“我是一九四〇年三月到延安,改学农业于自然科学院。……运动开始,自愿的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家史、个人的一切交给党……就在此学习正浓,联系自己的阶段,就组织了一些人……将一些想不到的问题都提了出来。如问:”你同你的父亲是什么关系?‘’一二九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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