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即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这同”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辩证关系的论点完全是两国事，为了区分两种同一性，杨献珍同志写了一篇《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文章，其目的是批判”同一性“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维护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阐发的关于矛盾同一性的辩证法思想。
杨献珍同志的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和对立面的同一的‘同
一‘，这两个’同一‘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一个’同一‘是说的这个即那个，那个即这个，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后一个’同一‘是说的’统一体‘，’对立面的同一‘，是说的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两个’同一‘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文章打出三份清样，除了作者留了一份外，一份给了陈伯达，一份给了康生。康生看了清样，感到杨献珍同志所说的第一种”同一性“刺痛了他，因为他在一九五八年到处兜售的正是这种观点。于是，一口咬定杨献珍同志否认思维与存在有统一性，宣传形而上学观点。康生为了骗取毛泽东同志对自己观点的支持，立即拿着清样去找毛泽东同志。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游泳。康生根本没有将清样拿给毛泽东同志看，只是简单地问：”思维与存在有没有统一性？“他这样提问题，毛泽东同志自然根据《矛盾论》中的”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回答说：”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这个回答，显然是指思维与存在之间有矛盾的同一性，而不是回答杨献珍同志提出的问题。可是康生硬说毛泽东同志否定了杨献珍同志提出的”两种同一性“的提法，授意报刊对杨献珍同志在”同一性“
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进行批判，从而制造了哲学界所谓“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大争论。待杨献珍同志被康生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斗后，杨献珍同志在“同一性”问题上的学术观点，也就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政治批判。
康生为什么在一九五九年如此积极的“反右倾”呢？其目的无非有三：第一，这是他对自己极左的本能维护；第二，是为了掩盖自己在一九五八年的狂热煽动等错误而施展的以攻为守的策略；第三，有意要借“左”的指导思想去迫害“不顺从”他的干部，以达其危害党和人民的目的。
第十七章 在“三年困难”时期庐山会议之后，由于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左”的错误得到恶性发展，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赫鲁晓夫撤专家毁合同和自然灾害，就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在一九六〇年出现了严重困难。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开始认真纠正“共产风”的错误，指出凡一平二调者，必须坚决退赔。十二月，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同志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施八字方针，并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同时，中央派出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和广东调查，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调查组的活动。正是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他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随着广泛的调查研究，中央又相继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研十四条等一系列条例。一九六二年初，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几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毛泽东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责任。这个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来调整国民经济。事实证明，一九六〇年冬季以来，党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正确的，效果是显著的。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对共产党员是个严峻的考验。正当全党，特别是领导岗位上的负责人需要全心全意地领导全国人民共渡难关之时，康生这个“大跃进”中的狂热煽动者，反右倾斗争中的急先锋，却突然转移了他的兴趣。过去那股狂热的劲头，频繁的指示，空洞的号召，严厉的挞伐，突然不闻不见了。他干什么去了呢？查查他当时的行动踪迹，方才得知，他去游山玩水，搜罗文房四宝，点看旧戏去了。这时，他对开放诲淫诲盗的禁戏颇为热心。真是闲情寄趣，逍遥世外，似乎又回到他青少年时期的地主之家，当然，地位、权力、架势都远远不是一个地主阔少爷所能比拟的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当党中央发出十二条指示的时候，康生刚刚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归来。
他回到北京，不顾中央的指示和号召，同紧张战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完全相反，却热中于长年不再上演的旧戏。他借口“京戏中的花旦戏实在太少”，特意点演了一出解放后一直禁演的《花田八错》。康生担心著名艺人不愿意或不敢照原样表演，特在演前亲自跑到后台鼓劲说：“你放手演，过
去怎么演的，现在还怎么演，演全本的，出了问题算我的。“很象解放前上海滩上的青红帮头子那样：”出问题我给你顶着“。一时间，舞台上出现了《大劈棺》、《纺棉花》、《马寡妇开店》等不堪入目的淫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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