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日做报告时，就认为贴这张大字报的同学是‘造谣’，‘挑拨’，他煽动同学说，‘这是制造流血’，还说这是‘孤立毛主席’，他胡说！他在五千字的报告中，用四千字反来覆去讲这个问题，这样他就把同学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热情蒙起来了，一些同学不了解，被蒙蔽了……这些同学认为谭厚兰、高树奎同志是‘反党’，是‘反革命’，这件事完全是孙友渔一手造成的。而且不仅如此，同志们看看六月二十三日北京师范大学的简报就是这样造谣诬蔑的！他说：“有些同学要欺骗群众，制造混乱，造谣说彭真要搞政变！‘同志们，这是在替彭真辩护！……彭真大黑帮要去北大、人大准备政变，这本来是真的，但是孙友渔说是假的，彭真本来是要政变，要夺取政权，孙友渔却说是造谣！你们看孙友渔是什么立场I 同学们，你们想一想，这样替彭真黑帮辩护，应该不应该罢他的官呢？……”
就这样，在广大群众面前，由于康生的宣布而肯定了政变！本来是无中生有的“二月兵变”，便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你说“二月兵变”
是造谣吗？那你或者就是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立场”
上，“把同学们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热情蒙起来”，“替彭真辩护”；或者就是“二月兵变”的参加者！怎么办才好呢？要么被罢官，被撤职，被打倒，被关押；要么按照康生的旨意，把“谣言”当“事实”来接受，把“假的”当“真的”来传播！于是，这场纸上的“二月兵变”变成了康生迫害干部的借口，也变成了他向林彪、江青表忠诚的标志。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
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
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了一些味道，火药味道。……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许多权。罗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工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器，报纸、广播、电台、文字、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所以，很值得我们的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并挖掉。“
林彪这篇贼喊捉贼的讲话，康生认为是投靠的机缘，他立即伙同陈伯达代中央起草了转发批示，说：这个讲话，“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活学活
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全党全军都应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康生一手制造的”二月兵变“，就是他对林彪这一讲话领会得深刻，运用得具体的表现。在林彪那里，还只是”嗅到了“一些”政变“的”味道“，而在康生这里却抓到了”兵变“的”事实“，甚至连”兵变“的时间、地点和具体部署都统统抓到了，真可说是林彪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林彪对此当然感到满意。正因如此，一边欢呼英明贤主降临，一边慨叹自有保我巨子！
林彪认为，妨碍他篡夺军事大权的是罗瑞卿同志，因为他是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还是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林彪急于排除这个直接障碍。由于林彪在军队中搞的个人迷信、空头政治和毁坏我军优良传统的一些措施，都遭到了罗瑞卿同志的抵制。林彪的野心驱使着他消灭异己，通过打倒罗瑞卿而把矛头指向主持军委实际工作的贺龙同志。
康生看透了林彪的心思，又符合自己的害人高升哲学，于是“二月兵变”
就应运而生了。这样既为彻底打倒彭真制造了口实，又为诬陷、打倒贺龙放出了第一颗试探性的信号弹。尽管康生在制造“二月兵变”事件之初，并没有点贺龙的名字，但是谁都心里明白，康生制造这一事件是指向谁的。
在林彪、康生看来，彭、罗、陆、杨都已经打倒了，用不着再花气力了，问题是借群众的力量，继续打倒他们内定的打击对象。既是军事政变，就得从军队中挖掉林彪的对头。贺龙同志正是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矛头所向是一清二楚的。康生制造“二月兵变”，是说了林彪想说还未敢说的话；是干了林彪想干还未干的事；为得宠而害人，这是康生历来的“杰作”。
正是在康生制造“二月兵变”的气氛之下，林彪部署了一系列诬陷贺龙的阴谋活动。八月中旬，即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授意吴法宪、李作鹏等人搞诬陷贺龙插手空军、海军的材料。八月二十五日，林彪又制造了“八。二五事件”，诬说贺龙指使王尚荣要夺总参党委的权。九月八日，林彪便在军委常委会上诬蔑贺龙是“搞颠覆活动”的“大阴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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