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家从来不讲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可他们的罪恶活动总裹着诱人而漂亮的外衣，打着辉煌的旗号。他们为了掀起反“二月逆流”的恶浪，对于从哪里入手，由什么人去串连等问题，都进行了精心策划。他们密定：反“二月逆流”得“先从谭震林开刀”，而“从谭震林开刀又可先从大寨展览馆开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谭震林同志曾于一九六六年底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针对江青“要造毛主席的反”的叫嚷，当面痛斥过她，会后又正式写信给中央说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希望对其“提高警惕”。再加上这次怀仁堂会议上，对康、江等人又作了剔肤见骨地揭露，他们决定“先从谭震林开刀”，当然是自然之事了。从谭震林同志开刀，之所以“先从大寨展览馆开始”，这是由于谭震林同志当时是负责农林口的副总理，对于大寨展览馆负有责任。至于大寨展览馆究竟有没有问题，他们是不管的。他们是要事实服从需要的，只要需要，没有问题也会找出问题来的。策略一定，康生亲自出马，特地跑到大寨展览馆转了一圈。果然，问题找出来了，他摇头摆脑地说：“展览馆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既然“问题”找出来了，于是通过一条热线：关锋——林杰——谭厚兰及其所属的一帮，下达指令，可以冲击大寨展览馆！大寨展览馆，虽属谭震林同志主管，但在整个筹备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曾经亲自审查过两次，最后又是经康生审查批准才公展的。现在，康生煽动冲击农展馆，这不仅把矛头指向了谭震林同志，而且也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同志。可这恰恰是他长期以来的愿望。这样，三月十八日，谭厚兰带着一千多受蒙蔽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进驻了农展馆，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馆”事件，喊出了“打倒谭震林”，“谭震林的黑报告1 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等口号。同时，他们又通过其他热线去煽动青年学生，于是首都街头就出现了十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四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位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把康生导演的怀仁堂批斗会搬到了北京街头。这就是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浪潮，也是1 指谭震林同志于1967年1 月就农口运动情况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报告。
康生、江青向“小将们学习”的真实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党内民主生活和优良传统被践踏了，党的组织监督破坏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一伙野心家更加为所欲为了。多少忠诚的共产党员，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对本来不理解的东西，更加迷惑不解了！亿万人民担心的危机加深了。从此，党政军文碰头会中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正常的生活制度中止了。在组织上，林彪公然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逐步实现了他们的篡权阴谋。
康生之所以要在这一重要案件中，发挥他的特殊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得悉毛泽东同志当时正在作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为此，他正在寻衅制造事端，以便打乱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部署。事情是这样的：还在这次怀仁堂会议前夕，谭震林同志就曾就农口夺权情况向毛泽东同志写过报告。其中建议说：对干部的官僚主义让群众烧一烧是必要的，但到适当时候就该退火了，只有这样，才能对干部达到既教育又保护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对这一报告很重视，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写了一段批语。批语实质是部署几个月内结束“文化大革命”。三月七日，毛泽东同志批示了天津延安中学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经验，也是为了促使文化大革命赶快结束。
这样，对“文化大革命”是结束，还是拖延？就成了当时争议的焦点。按林、江集团的意图，当然不能结束，天下安定了，他们乱中夺权的阴谋就达不到了。但是，他们又不敢公开反对这一‘示，于是决定伺机寻衅。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就在他们的预谋中出现了。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没有“二月逆流”，也会有其他什么“逆流”，不管叫什么，其目标和性质都是一样的。
康生一伙不仅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而且在此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所谓“二月逆流”的帽子，如同手中的法宝，一直模在手中，经常不断地挥舞。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深夜，林彪出面召集了一个北京卫戍区团级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诬说“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当场宣布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从而制造了一起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事情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江青、首先把鲁迅手稿盗在手中，然后责令傅崇碧同志去调查手稿被盗之事。傅不知这是阴谋，真的领着人去调查，很快将此事查清。三月七日这一天，经陈伯达秘书的同意，携带文件、证据，由两人陪同，分乘两辆小汽车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向江青作了汇报。可是，两周之后，“两辆小汽车”变成了“几辆汽车”：“赤手空拳”变成了“全副武装”：“到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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