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生的复仇对象中，除了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定的革命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人，那就是极少数的使他感到“威胁”的叛徒、特务。现就几个由康生直接处理的在押犯，看看康生究竟有哪些心病。
王云程，曾经是共产党员，并且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一九三0 年至一九三三年初，在党内担任过如下的职务：上海工联党团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一九三三年二月，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继而充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任过国民党北平特别党部调查室主任，中统上海区区长，经常活动于上海、南京一带。此人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其自首宣言中写道：共党内，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杀告密手段，如何孟雄二十余人都死在赵容等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了。
王云程这里所说的赵容，就是康生当时的化名。
解放后，王云程为我逮捕，长期关押，未判死刑，是为了留作活材料。
卢福坦，原是共产党员，并为“六大”中央委员，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一九三一年一月被捕叛变，并充当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上海区情报股股长，长期活动于南京、上海一带。他在被捕叛变后，也在自首书中，直接点名赵容“被捕叛变”、“出卖同志”问题。此人在解放后，被我专政机关逮捕，长期关押，留为活材料。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康生掌握了中央专案组大权之后，就处心积虑，一再催促将王云程、卢福坦立即杀掉。康生反复说：我说过多次了，这两个人罪大恶极，让你们打个报告，把他们赶快处决了，可你们就是不办。结果，在康生的指令下，将王、卢二人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底十一月初，分别秘密处死了。
康生干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撤出延安之后，他违背中央决定，把王实味等人秘密处决了。为此曾经遭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但是他并没有接受批评，只要他一得手，就故态复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无所顾忌，大干特干了。谁都知道，他是“大抓叛徒”
的总指挥，从“六十一个叛徒”案件起，他便直接指令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地大抓“叛徒”，闹得“叛徒”满天飞，“特务”多如麻，真假不辨，是非不清。康生无论大会、小会，提起叛徒，就咬牙切齿，似乎比谁都更加仇视。现在看来，对他的这种行为，应当分析，不可一概听信为真，亦不可全部斥之为假，因为其中有真有假。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把“叛徒”、“特务”的帽子，扣在许多同志头上加以陷害。他又把真正的叛徒、特务，如江青、张春桥以及姚文元之父姚篷子之流，包庇下来加以掩护。他还把触犯过他而又使他害怕的叛徒、特务加以灭口。当他煽动大抓叛徒的时候，其凶如虎，实际上却无法掩饰住他的胆战心惊，其状如鼠。
灭口只是消灭了活材料，还有当时记录下来的死材料又怎么办呢？
康生对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是非常清楚的，他通过什么渠道加以控制再进而毁掉“危害”自己的部分，他也是非常清楚的。
一九六七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借“反二月逆流”之名篡夺了党政军的一切大权之后，很快于十月八日炮制了。一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指示》一下，康、江、谢（富治）积极行动，大肆叫嚷：“争夺档案很重要，要派人清理公安部的档案”。康生特别强调说：“公安部的档案要彻底搞”，“要派大量的解放军干部彻底清查原公安部的一切档案”。按照康的“指示”，谢富治等很快从部队调到公安部七百多人进行清档，直到一九七0 年二月才结束，前后历时一年半。他们清档时，随意在档案材料上挖洞、贴糊、抽页，把档案搞得混乱不堪。
上海是康、江、张（春桥）的发迹之地。因此，他们对上海特别“关心”。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所谓《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下达后，他们立即充实扩大早在五、六月份就已成立的上海市革委会清档领导班子，并从
全市各条战线抽集了解放军、工宣队、复员军人、大专院校学生和青年教
师等六千余人（其中外语人员三千四百余人），组成了二百零四个小组，查封接管了一百零三个单位的敌伪档案和报刊资料，清查了全市八百四十六个单位保管的一百八十七万余卷敌伪档案，同时，还清查了六十多万份（件）
解放前的报刊资料。到一九七O 年清档基本结束，历时四年多。仅据上海市公安局统计，全市一百五十九个单位送交的，从档案中抽出挖下剪贴的所谓“防扩散”材料就有二万六千多卷（份），从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档案中抽出的“防扩散”材料，就有四万一千五百二十二卷（份）。据不完全统计，以“防扩散”为名，从卷宗中整卷抽走的，有四卷（册）；被抽页的，有五百三十六页；被抠挖的，有五百三十二处；被贴盖的，有三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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