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辑录》、《五四以来地主资产阶级尊孔言论》、《孔子反动言行》等几个材
料，继续为江青效忠。这几个材料搞出后，康生特别指使其秘书给“唐晓文”打电话：“康老说他身体不好，材料寄江青同志，要写上是尊领导嘱咐送的”。他们就是如此紧锣密鼓，进行这场肮脏的罪恶勾当的。
第三，为江青培养了一个“无限忠诚”的写作班子——“唐晓文”。
“唐晓文”，是根据康生指令于“文化大革命”之初成立的。从成立那天起，它就成为康生的一个“传声筒”。康生经常不断地向其交任务，指方向，自不待说，就是挂牌子、闯门面，也由康生具体指导。而“唐晓文”
也“紧跟康生每一阶段的指示”，忠实体现康生的意图。康生要“批孔”，唐晓文便连篇抛出了：《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以及《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等文。因而，博得了康生的喝彩，赢得了江青的赞赏，成了一枝同梁效、罗思鼎齐名的笔杆子！
当然，唐晓文是按康生的指挥棒去迎合江青胃口的。江说要锋利，唐晓文就句句带刺；江说要有“现实感”，唐晓文就赶快给柳下路穿上红卫兵的衣服。对于江青的赞扬，不仅要明吹，而且还要暗颂；对于江青的效忠，不仅表现在文章上，而且还表现在行动上。“一二五大会”之后，唐晓文就曾连夜赶写《简报》，大吹江青是“抓大事的光辉典范”，发誓要“跑步前进”，表示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冲锋陷阵”。以后，又连续给江青写信，以示忠心，说什么：“随着直接受您教导次数的增多，愈来愈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今后一定根据您的指示”，“在您的指导和关怀下”，“为运动的深人、普及、持久，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这些都是期待“女皇”
登基之后，评功加封的凭据。
一九七四年六月初，康生的病势日趋严重，他便把自己经过长期精心组织、培养、训练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干脆交给江青直接指挥。江青大喜，当即带该班子去天津进行示威活动。沿途，江青一再宣扬，梁效和唐晓文
是“我的两个班子”。唐晓文受到江青的宠爱，就象侍臣一样，更加效忠于江青。在江青天津之行的整个过程中，同梁效一起，接连炮制《简报》，待将来一旦要出《“女皇”大事记》时，《简报》岂不是轰动世界的内幕巨著！
至于“唐晓文”的顾问×××，对于江青则是更加感恩戴德，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在谈到被“特邀”随江青去天津的感想时，深有感触地说：“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但不觉得累，而且活动越多，反而越有精神”，“这次教育之深，对我来说是空前的”，“我一生也不能忘记这一点”。由天津口到北京之后，“唐晓文”的头头立即打电话给康生的秘书，说要汇报天津之行的“盛况”。康生的秘书回话说：“我们都知道了，已经看到了《简报》，很好嘛！”“女皇”出巡，除了鸣锣开道者之外，又随从一大批“文人学士”，所谓《简报》，就是出自这些“侍臣”之手，其内容不过是招摇过市之时的具体行踪。比如到了小靳庄，接见了什么人，替谁改了名字，送谁一顶草帽，给谁一个发卡，有什么批示，发了什么指令之类的东西！这批“侍臣‘写成报道，随感，欢呼场面，群众怎么激动，自己怎么幸福。这些报道者自认为不是光宗耀祖，也是三生有幸！把这类《简报》作为”首长通报“专发上层。这都是”新天朝“的史籍！康生对江青天津兴师动众的势头极为关注，对其精心培养训练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及其顾问×××的”争光“
甚为满意。
大量事实说明，康生虽然重病在身，对于“保江组阁”是出了很大力气的。他在晚年，确实想在江氏王朝里涂上更多的康氏色彩。这主要表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贩毒立功。“理论权威”康生总想以贩卖理论来唬人，总要以理论换得“新天朝”的席位，也总以理论为自己的墓志铭增添让后人拜谒的条文！康生操纵的写作班子，按照江青的心意连篇累陵地炮制吹捧女皇的文章，把中国历史上凡是出了名的妇女，不管是祸国殃民的女妖，还是确有建树的女杰，只要为心狠手毒的任青所欣赏，这些写作班子便篡改捏造，塑造成“创造历史”的伟大形象，武则天固然要大书特书，什么吕后，甚至连慈禧太后也要列到让人崇拜的江氏石坊上。他们一方面捧颂，另一方面还在攻击，叫嚷什么要批周公、批“宰相”、批“现代大儒”。人们自然清楚，这是为谁鸣锣开道。
二、秘密组织班底。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洪文“指示”上海市委尽快物色一批准备充当中央各部部长的青年干部。四月底，上海市委提出了一个八十八名派到中央各部的备选名单。到了十月，王洪文又进一步“指示”：要准备把在上海的中央委员都调出来，“上海还要抓紧培养一批人”。除上海之外，在辽宁也作了组织准备。作为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大权的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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