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施琅忠于清廷收复台湾的时候，满清的“异族”色彩已经被儒教文化所代替，因而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正朔。按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中国的民族问题是教化问题，所谓“教化”是指文教化育，这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陈寅恪先生用文化民族思想诠释民族问题，他提出，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区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50页。）在民族问题的血缘、地域和文化这三大因素中，文化之教化居于首位，无论其属于什么血统，也无论其居住于何处地域，皆以“教化”即文化，定其“民族”之属性。历史学家陈垣提出了“华化”论对民族的文化性做出说明。他认为说历史上有文化同化的现象，所谓华化即中国文化同化现象。他具体定义华化之意义，在于“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华化即指本有自己宗教、文字的异族接受中国内地儒家思想，也包括接受中原文字、习俗等。华化首先发生在中国汉人区内。“华文化”的中心地在中原，属黄河文化，其对长江、珠江文化区浸润与同化成功，形成中国文化的主干。华文化的辐射还在继续进行着，进一步影响周边少数民族，使之纳入中华文化区内。中国国疆版图之形成，主要不依赖武力，而是仁道自成，文教化育，“近悦远来”的自然结果。由此中国文化再越山涉海，向东方照耀，及至形成幅员辽阔的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在内的汉字儒学文化区，即现在所称的东亚文化区。近现代中华民族的形成，虽然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标志，但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依据，最根本的是在于文化决定了中国民族的形成。
清康熙一朝是清朝全面儒化的鼎盛时期，而康熙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符合儒家“内圣外王”的君主。中国历代君主中享受圣祖庙号者，恐怕只此一人。康熙在位61年，殚精竭虑，勤于政事，用兵临敌，无所畏惧，定三藩，统一台湾，亲征格尔丹，进军西藏，平日力戒骄奢，节用爱民，不尚虚文，力行实政，提倡程朱理学，兼用西方科技。施琅施琅率领清军渡海东征收复台湾，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此时距甲申已39年，距南明覆亡也已21年，“反清复明”的活动已衰微消歇，明遗民大多垂垂老矣。这相当于两代人的时间。可以设想，时过境迁，儒家纲常伦理的依托已经从明朝转为清朝。例如著名明遗民黄宗羲，甲申后，黄宗羲毁家纾难，组成义军，鲁王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又改任监察御史兼职方司主事。后为左佥都御史，又提升为左副都御史。清廷曾悬榜缉拿黄宗羲。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郑成功东渡台湾，黄宗羲则于后半生致力于讲学、著述事业。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准备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辞谢不能。康熙十八年，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万言被征聘北上修史。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71岁，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在给清朝官员的信中写道：“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这与反清复明时骂清廷为“夷狄”、为“虏酋”，已经大不相同。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的一封信中写道：“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又说：“皇人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黄宗羲这样的明遗民尚且如此尊崇清朝，更不用说没有经历甲申之变的士大夫了。有清一代代表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化正朔得到了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肯定。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第一句就是：“汉家之厄今十世。”原注云：清代自顺治至宣统适为十朝。吴宓先生《空轩诗话》云：“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此句直把清室比于汉室。所谓“汉室”或“汉家”，即儒家正统文化，故清室自是汉家。“汉家”、“汉室”不是“汉人”、“汉民族”，读者当自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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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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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征台，就是在儒家文化正朔的背景下进行的。此时的清朝，已不是甲申年问鼎中原的异族，而是统一中国秉承儒家纲常和文化传统的帝国。因此，对施琅收复台湾的评价自然就纳入了正统的标准。据王熙《襄壮施公暨配累封一品夫人王氏诰封春恭人黄氏合葬墓志铭》记载：施公薨于位，康熙帝震悼，特下旨，施琅之祭葬从厚，加赠太子少傅、光禄大夫，谥襄壮。清廷对施琅的优渥待遇和嘉奖，自是由于施琅戮力王室（清廷），忠于王事（大一统），以政治涵义为主；而民间为施琅建立祠庙，尊奉为神明，每年祭祀，相沿成习，则出自于对台湾的文化认同，以文化涵义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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